人各有个性，个性又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这点在音乐家贝多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贝多芬的童年并不幸福。4岁开始，被经常酗酒的父亲整天关在封闭的琴房里练琴，造成了他倔强、敏感、执拗、叛逆的性格。长大后的贝多芬，深受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接受“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观念，渴望自由和幸福，在音乐中屡有表现。1804年谱写出被称为“音乐史上划时代的建筑，空前绝后的史诗”的第三交响曲，准备题献给拿破仑。得悉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贝多芬大发雷霆，喊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撕去乐谱上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

贝多芬22岁起定居维也纳，贫穷和疾病与他相伴，依靠朋友们包括李区诺斯基亲王给他的援助，才得以勉强度日。贫穷的贝多芬，不肯向权贵低头。李区诺斯基公主的母亲喜欢听贝多芬弹奏钢琴，有一次竟然跪下相求，贝多芬不断拒绝，甚至坐在沙发上不起身。后来他与亲王李区诺斯基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写道：“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这种骄傲的反抗，有人唏嘘，有人遗憾。（见傅雷《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人们争论最多的，莫过于歌德让道与贝多芬争道。

贝多芬从童年时就喜欢歌德的作品，曾为他的许多诗篇谱曲，并以此为荣：“歌德的诗使我幸福……我希望能从他的智慧中汲取灵感与力量。”

1812年，63岁的歌德与42岁的贝多芬在波西米亚的避暑胜地托帕列兹相遇。一位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戏剧家、文学家，一位是被尊称为“乐圣”的伟大音乐家，本来可以碰撞出灵感的火花，结果却留下不愉快的冲突：散步归途中，遇见奥地利王室成员，两人正挽着手在说话，歌德挣脱贝多芬的手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贝多芬则按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扣，背着手，往最密的人群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对贝多芬脱帽，皇后先对贝多芬打招呼。事后，贝多芬不客气地教训了歌德一顿：贵族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世袭承祖荫罢了！从此以后，两人不再往来。

有人认为，出身富裕、性格温和、遇事不喜欢正面冲突的歌德，与出身贫寒、饱受疾病和痛苦折磨、性格自由暴烈的贝多芬，犹如水火难容。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热爱自由的贝多芬，认为艺术家应该是独立而自由的，争道，是一种体现着高贵精神的教养。而作为君主、贵族政体的拥护者，歌德认为，作为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大臣，对王室应该表现出服从。歌德的让道，显示的是他的克己和教养。

牺牲自己的尊严体现出的教养，与捍卫自己的尊严体现的教养，哪一种更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