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东坡居士是少见的全才：其诗，堪称宋诗创作主流——说理诗之翘楚；其词，开创宋词“豪放”一派，尊为词宗；其文，“苏海韩潮”“唐宋八大家”佼佼者；其书，居“宋四家”之首，宋代“尚意”书法典范；其画，尚意轻形，被誉为文人画高峰。又生性豁达，且不失风趣，尽显宋人风雅。也难怪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重。

如此全才，亦是奇才，在“读书人的天堂”大宋王朝，一举成名却未能平步青云，反是命途多舛，因“乌台诗案”屡遭贬谪，直至不毛之地海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几多自嘲几多酸楚几多不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史上怀才不遇者多，屡试不第，愤世嫉俗，甚至抑郁而终。东坡居士才华横溢，极致发挥，初试金榜题名，原本命不该如此，究其缘由，如居士自嘲自省——“满肚子不合时宜”。

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不能一概而论。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建功立业，自是俊杰；见风使舵，捧高踩低，随波逐流，纵然混得像模像样，也绝非真俊杰。“不合时宜”，即“不识时务”，但未必不是俊杰。东坡居士之“不合时宜”，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之谓也。

在此之前，与东坡居士并称“苏海韩潮”之韩愈，亦“不合时宜”。怀才不遇，以“千里马”自喻作《马说》，明里暗里讥讽当朝权贵为无知“食马者”，以“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发泄人才惨遭埋没的愤懑；又以“榴花”自喻，纵然“榴花照眼明”，仍然“此地无车马”遭冷落；大唐王朝佛教大行，韩文公偏不识趣，力谏“佛不足事”，惹得皇帝龙颜大怒，到头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引得连发哀叹，“云横秦岭家何在”乃至“好收吾骨漳江边”，徒留悲愤。韩愈生性耿直甚至孤僻，不如东坡居士豁达，落得个“人生无趣”。

在此之后，“不合时宜”者亦甚多，“民族魂”鲁迅先生亦在此列。先生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杂文被世人比作“投枪”和“匕首”，称先生代表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向。先生杂文，以如椽巨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且锋芒所向，“一个都不饶恕”，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然而毕竟“不合时宜”，遭反动政府通缉，遭反动文人围攻，坚守文化阵地，突围前行，亦是艰难。故有人在先生仙逝之后感慨：幸而早逝，否则，恐难适应日后潮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生在世，“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须交友以进学，友天下士，读人间书。交友亦有准则，“宁精毋杂，宁缺毋滥”是其要，不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人与物无异。伯牙与子期式“高山流水”，堪称世间经典。世间知音难觅，泛泛之交不屑，上下左右，举目无友，最终“独立苍茫自吟诗”。“不合时宜”守节操者顺性而为，始终坚守初心，不孤傲亦不随大流，貌似书生意气实则人间清醒。鲁迅赠瞿秋白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而“不合时宜”者纵然“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依然秉性不改，宁可孤独而不随意迁就，在自我的世界作“逍遥游”。

“不合时宜”与怀才不遇，在似与不似之间。“不合时宜”者自然不如“识时务”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乃至左右逢源，得“贵人”扶持，一生坎坷极少，而顺风顺水时居多，且多得善终。但“不合时宜”者，其实活得通透，或曰生活达人，秉性未改，初心不变，率性本真，善恶爱憎分明，骨子里的耿直或者说风骨如高山大纛猎猎招展，宣示着人性未失，“不为五斗米折腰”，亦未曾“摧眉折腰事权贵”，如伟人毛泽东盛赞白求恩所言，是“高尚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之而得后来者景仰。“识时务”者则未必，或湮没无闻，或遗臭万年，为后世所不齿。

如东坡居士之“不合时宜”者，秉性难改，不妨仍如居士之“聊发少年狂”，如居士之“承天寺寻张怀民”，如居士之“一蓑烟雨任平生”。毕竟，人生路上，“也无风雨也无晴”乃是大多寻常人的人生轨迹。率性而为，率性而活，便不必计较其余，忽略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