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州县官员身边总会有几个帮着出主意的人，称之为幕客，或幕宾、幕僚。这些人很特别，不在编，可干公事。虽也是人模官样，可又没品级。闲时喝茶躺平，忙时赤膊上阵，吆三喝四，威风豪横。清雍正有言：“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清世宗实录》卷五）说得很明白，地方上大小事多，就一个主政官员忙不过来或是不愿忙，得有几个帮手。帮手无品级，不入册，是编外人员。

明清时代，为防地方官员本乡本土，人熟地熟，日久结党，多实行南官北任，北人南调的任职方式。一个新官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想找几个明白人帮自己熟悉情况兼办杂事，也合情理。刚好，因进士考试名额有限，成千上万的举人、秀才落榜无着落，又加之一些被贬、候补官员“待业”，他们大都学有所长，对当地民风民情、税收、人口、地产等，都很了解，于是，便成为官府招聘的主要对象。而幕客们甘愿无名无分为地方官跑腿办事，鞍前马后侍候着，目的是结交官府求个用武之地，期待有朝一日能被人看重而飞黄腾达。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官幕之间配合紧密。

但有一点是官幕双方都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所有幕客都是不在编制的，不在编就没人给发工资。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九记载，幕客不属于在编官吏，不享受国家俸禄，一切费用开销全由地方官员本人支付。清顺治年间“总督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一个县官，家有几个人，再有个家丁，两个轿夫，每月到手银子不足四两，哪有钱给幕客开工资？要负担几个幕客、书吏的日常开销，唯一的办法便是获取非法所得，违法多多搞钱。怎么搞？贪污受贿，巧立名目增加税捐，不断检查、罚款、没收，或借修道植树防洪向民商摊派银两。总之，名目繁多，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清代陈规陋习多，多是幕客们历年“出点子，想办法”创造出来的。他们一为自身受用，二为自己“求进步”，给官员多多捞钱，让他们跑官买官有本钱，官员高升了，幕客也跟着水涨船高。徐珂《清稗类钞》有记，乾隆时，京城崇文门处对出进人等可谓“雁过拔毛”，不但收钱要物，“遇有食物，群攫食之”。和珅陪乾隆下江南，还没动身，其幕客就到沿线造大船，修道路，通运河，务必一路通达。于是，各级效仿，摊派民工，增加苛捐杂税。而幕客自己就在家里盖库房挖地窖，准备存放马上就要贪到手的真金白银。日常里，乡镇到处时兴剃头税、杀猪税、过路税，甚至小商小贩冬季卖柴卖炭也要加一层“薪火费”。一些地方官员的贪污、对上欺瞒，无不利用幕客之手。

清朝中央的权力由上而下散落地方，一些地方官员及专属衙门大权在握，上言不得下行，诸事不得张显，幕客们为地方揽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编制外人员，因全是地方官员招聘，只听主人，心无法纪，一旦“混”入体制内便与其官结成紧密关系。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歪点子要通过官员的名义去实行，得了利益，主仆两分；有了政绩，官员独享。一旦出了问题、招来民怨，引起事端，官员一推六二五：此系幕客所为，已经辞退。最重落个“对下约束不严”而了事。因此，清代时一些地方“增捐加税”失控现象日渐严重。当时的内阁官员也有觉察，动议取消幕客，编制内的人员多干点、用心认真点就行了。但受益者过惯了这种“坐轿子”的日子，坚决反对，百般抵制，没能实现，弊端终成痼疾。更可怕的是，此恶习“野火烧不尽”，绵延不绝，受苦的是民众，受害的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