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用严刑峻法管制百姓，将秦国人民以五家或十家编为一组，让他们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组诸家须检举告发，藏匿不告者腰斩；检举本组以外的奸恶，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华史纲》第91页，李定一著）。至于什么是犯法，什么是奸恶，那只能由官家的“铁嘴钢牙”确定了。

“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历朝历代在管制人民方面，出奇的一致，用的都是这一套，即所谓的编户齐民。集大成者是朱元璋，他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事实上是打造了一个坚固的笼子，把人民像关鸡鸭、猪狗一样，严严实实关在了里面，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植物化、原子化。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册，长成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然而，人有腿，还要谋生，不可能像木桩那样，死死栽在一个地方。咋办呢？朱元璋发明了“路引”。如需出门，须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后给你开出“路引”。全国人民，凡出百里之外，都必须办理“路引”。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验证“路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这种制度把人民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制在了百里之内。（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元璋传》第209页，吴晗著）

不要说秦始皇、朱元璋这些所谓雄才大略的天子了，就是那些草莽皇帝和民间精英，对百姓用的也是这一套，“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军阀王世充四面楚歌中在洛阳称帝，国号郑，年号开明，因将帅、州县降唐者“时月相继”，他便定下了严酷的株连法，“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但“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资治通鉴》卷188）适得其反。民国时期河南地方精英别廷芳等人搞的宛西自治，与老朱的模式差不多，称为五证制度，即出门、迁移、通行、乞丐、小贩营业等五证，各保和乡镇严加查验，“凡无证或不依所载，任意行动者，押送该管保长盘诘查办。而县内乞丐与肩挑负贩人等，亦一律配发乞丐证及小贩营业证，无证者，不特无处乞讨，无法营生，抑且频遭盘诘，不得自由”。彻底管制了境内民人的行止动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社会》第251页，沈松侨著）

由此可见，以严刑峻法限制人民自由的历史悠久。千古治术一脉传，一传就是几千年；基因强大，遗传能力特别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统治者对其有着高度的“路径依赖”，犹如轻车熟路，不管是谁，走着走着就“上路”了。也说明统治者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以至形成了可怕的连锁反应，愈恐惧愈管制，愈管制愈恐惧。其危害巨大，对民间创造力的扼杀和民族精神的摧残，不可估量。两千多年把人逼入“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境地，恐怕它厥功至伟，当然还有那个罪大恶极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