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浙江政务App“浙里办”中的相亲交友平台“亲青恋”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据悉，在过去两个月时间，其已新增30万注册用户。有人认为，政务App办相亲平台是不务正业，有人认为此举是把工作做到了青年的心坎里。

短评：政务，千头万绪，但是，说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的事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广大青年的终身大事，政府将其列为“政务”服务内容，有何不可？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就不会对政务App办相亲平台感到大惊小怪了，就会把人民的小事当成大事，就会在为人民服务中不断改进工作，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让服务创新永远在路。浙江政务App“浙里办”办相亲平台究竟对不对？两个月30万的注册用户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人民群众对亲民优质的服务，热烈欢迎，双手赞成！

据《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市中关村三小教师胡阳近日发出感慨：“我们太需要反映当前社会发展、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了。”她说，每次组织唱歌活动，她都会有些困惑：“歌曲都是从老歌库里找，适合现在儿童生活的儿歌太少了。”前段时间，她带领学生游玩，鼓励他们拉歌，结果他们唱的全是网络流行歌曲。

短评：幸福的童年，怎能没有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儿歌？然而，毋庸讳言，目前儿歌的创作还远不能适应孩子们的需求。是社会创作力量不足吗？否！海量涌现的成人流行歌曲告诉我们，词、曲作者队伍空前庞大，只不过他们在功利、名利的驱使下，忽略了儿童对歌曲的需要。要弥补儿歌的断代空白，扯着嗓子空喊让词、曲作者以社会责任感创作儿歌作品是没用的，还是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经济的杠杆作用，引导、鼓励他们创作儿童歌曲，使他们创作儿童歌曲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相应的经济回报。承认、尊重儿童歌曲的艺术、社会价值，儿童歌曲的创作自然会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

江苏邳州市公安局、邳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日前发布“举报劝阻未成年人野泳有功人员专项奖励办法”。该办法规定，对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内未成年人野泳、戏水行为，积极实施举报、劝阻、施救的非执行职务人员，将给予奖励。该办法不主张未成年人或不会游泳的成年人下水施救，可用大声呼救、报警、利用救生设施等方式进行施救。

短评：该办法的政策导向性十分精准：目标是减少野泳溺水事故，办法除奖励积极施救者外，对举报、劝阻者也予以奖励，突出防患于未然。同时，不主张不具备施救能力者下水救人，以免扩大事故损失。见义勇为当然可敬，但是，“勇为”也须尊重科学，见义尽力而为同样值得肯定。

近日，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工作期间互殴的案件。一水手工作期间与船长发生争执被殴受伤，虽然经公安调解，船长也予以赔偿，但是，法院认为水手确系因履职受到伤害，应认定为工伤。

短评：法院的这认定于法有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船长的殴打发生在水手工作期间，且致水手受伤，当然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至于水手也有过错，不能成为否认工伤的理由。现实生活中，一些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不法暴力伤害，往往走治安处理或民事诉讼的渠道维权，忽略了工伤保护。有关方面应加强对工伤认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劳动者懂得以工伤维权，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护才能全面无死角。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日，山东淄博经济开发区傅家镇彭家村多位村民反映，在大部分村民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已将该村3000多万元的征地补偿款用于理财，半年一结息，利率为6%。淄博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应表示：为了保障土地补偿款的资金安全，同时考虑到补偿款的保值、增值，采取了以上款项由区城投统一代管。彭家村若在村民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日常开支及合理重大开支方面有资金使用需求，可随时提出使用申请。故该款项并非实质性的投资理财，不存在资金风险。同时确实存在群众告知工作覆盖面不够广的问题。

短评：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属于村集体所有，其分配、使用应由村集体决定，这是有法律与政策规定的，岂能是谁想代管就代管的？代管的主观目的无从考究，但是，法律与政策的刚性不容打折扣！侵占、挪用征地补偿款轻则违法违纪，重则构成犯罪。侵占、挪用征地补偿款的借口五花八门，但是，大多数实质都一样：腐败！对侵占、挪用农民活命钱的案子，须一查到底，直到挖出腐败毒瘤，方可息民怨，顺民心。

据《法治日报》报道，上海近6000人被纳入职业打假异常名录。近日，与之相关的一组职业打假数据引发关注：上海2023年职业索赔投诉量高达24.6万件，其中投诉超10件的有近8000人。

短评：职业打假人增加，不能简单地以“好”或“不好”来评价。职业打假人的存在，说明市场还有相当数量“假”的存在，且多到可以让有些人想以打假为业。从这个层面讲，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与增加，是与“假”的存在、变化而增减的，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职业打假人的长期存在、增加，并没有让“假”消失，一些制假、售假的奸商反而在收买了职业打假人后更安心地做起了“假”生意，一些职业打假人甚至以打假相要挟，大发其财。打假维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职业打假人的疯长，一方面反映出的是社会对打假的需求，另一方面暴露出的是维权权利的滥用。规范维权行为，让打假更有力，让维权更纯净，这才是上海6000人被纳入职业打假异常名录给我们的应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