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非常流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面察之，它固然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方“水土”；反面视之，则是指的别的区域的人置身当下的区域，一般会生出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水土不服”。然而，有一点或许很多人想不到，有人的“水土不服”来自他乡，有人的“水土不服”却来自故乡，容闳当年即是如此。

1855年3月，获得耶鲁大学毕业文凭的容闳回到祖国。当轮船停靠在中国香港口岸时，外籍船长因容闳是中国人便请他做翻译，询问附近有无危险的“暗礁”和“沙滩”。容闳想了老半天，居然找不到精确的中国词汇替代，引得一船人讥笑，他当时尴尬得恨不得跳进海里。容闳后来不仅自己非常重视学习传统文化，还对创办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化讲座”十分热心，并将大批中国著作推荐到美国，以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便与此段经历有关。

容闳的另一种“水土不服”来自两种完全异轨的认识的对峙。容闳穿着新式服装、带着满脑子的科学知识走进自己的家乡广东香山南屏村，满以为父母会为自己的出息高兴，没想到长居乡间的母亲看着跪在膝下的儿子，怎么也觉得不顺眼。她告诉儿子：长袍马褂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丢掉它而改穿别的服饰，也不要留小胡子，不要像现在这样剪掉辫子。孝顺的容闳不敢违抗母亲的意志，只好上街剃掉胡子，并找了根假辫子蓄在后脑。最后，当容闳告诉母亲自己是外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并获得了学士学位，母亲没有表现出他想象中的兴高采烈，而是一个劲地问：这学士相当于朝廷科举考试中的什么功名，是举人、进士还是探花，凭这个可以挣到多少钱？母亲的问话让容闳一时不知所措。他只好耐心地告诉老人家：学士相当于中国之秀才。

容闳的反向“水土不服”原因有种种。1835年，七岁的容闳便听从父亲的安排，进入澳门的教会学堂——马礼逊学堂读书，即使学堂搬到香港，也未曾离开，一待就是十多年。教会学校对西式新学肯定是看重的，于中国传统文化却难免忽略。后来，容闳的老师塞缪尔·布朗因健康不佳，想回国休养，愿意带三五名学生赴美国留学，并事先讲定由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提供资助，容闳说服父母，争取到了这次机会，随布朗夫妇踏上了奔赴异域之路，但是失去了与相当数量的与传统典籍打交道的机会，容宏对中文词语的陌生也就不难理解。

传统的中国父母之送孩子读书，不是要他长见识、增视野、阔格局，也不是要他研究天文、地理、物理、数学，而是希望他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上去做官，虽然不敢奢望做帝王，但在臣子的范围内越大越好，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已经暴露了一些人的灵魂底牌。为什么想让孩子做官呢？一是为了一个家族发财，获得优裕的物质生活，赡老养幼；二是为了获得周围人的好评，争得面子，光耀门庭。容闳母亲虽然是个没有多少见识的村妇，但对这套有关读书的实用主义道理非常明白。希望儿子付出多年心血之后能够有效“对接”清朝的现实，不过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对孩子读书的“正常企望”而已。

只是年纪小小即漂洋过海、脑子里满是科学与创造思维的容闳绝对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这就决定了他可以加强母语的学习，却不可能回归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可以顺应封建官场各种或明或暗的陋习，最终导致一生在封建官场磕磕碰碰。容闳晚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希冀中国摆脱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昧的皇权统治，便与这种“水土不服”深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