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台北故宫博物院别出心裁，展出清朝8位皇帝批复奏折的手书“知道了”，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8位皇帝的笔法各有千秋，或自然流畅，或遒劲有力，或圆润丰满，或洒脱不羁，有自由体，也有馆阁体，但看得出都是下功夫苦练过的。

清承明制，回复“知道了”并非清朝皇帝开的先河，而是明朝嘉靖帝的创意。后来。万历皇帝又进一步把“知道了”当成家常便饭。他曾三十年不上朝，懒到极点。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一开始还手书“知道了”，后来批烦了，干脆找太监执笔代劳。

上溯一千多年，曹丕篡汉称帝登基大典上，百官礼毕，纷纷上劝进奏折，引古代禅让制旧例，曹丕喜不自胜，还假意推辞，批曰：“朕知之矣！”这是批复“知道了”的最早版本。

为何皇帝都爱批“知道了”？主要是因为奏折反映的一些问题，或难以答复，或真假难辨，或皇帝根本就不准备行动，但又不能不表示个意见，只好批一句不置可否的“知道了”，算是对臣下有所交待。但也有臣子不满意，一定要皇帝明确表态。《明世宗实录》记，嘉靖元年，御史朱衣上疏嘉靖帝：“近者言官屡进疏章，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过之吝也。此两可回护之辞，不宜见之于圣明之世。”意即您光说“知道了”而不实行，是怠政表现；光说“有旨”而不说是非对错，是不愿改正错误表现。这样模棱两可的回复，不应出现在太平盛世。嘉靖帝倒也算从善如流，从此不再用“知道了”这三个字。

其实“知道了”不是不能用，关键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知道后做到了没有。

先说真知道还是假知道。因为奏折实在太多，或走马观花没有细看，或干脆就没看，就统统以“知道了”三个字来对付，这样的结果，下情就不能及时上达，皇帝两眼一抹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会误事出乱。所以，负责任的皇帝往往看奏折到深夜，且并不满足于以“知道了”来糊弄。据档案统计，清代皇帝里，写“知道了”最少的是雍正帝，而在奏折上批复字数最多的还是雍正。雍正在位仅十三年，批奏文字却多达一千七百万，即令现代高产作家也汗颜。正是由于他的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使雍正一朝成为康雍乾盛世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再说知道后怎么办。无论行政司法，还是兴利除弊，贵在知行统一，知道了是一回事，做到了又是一回事，如果知道了却不做，知道了就毫无意义。有清一代共计12帝，良莠不齐，其中就差在一点，知道后做到的力度与措施。康熙帝是有为皇帝，曹雪芹之父曹寅写给他的奏折中，康熙回复“知道了”并采取相关措施做到了的就有15份，这也是江宁织造红极一时的重要原因。相反，英法联军入侵，咸丰逃到热河，面对雪片般飞来战报，依旧醉生梦死，以“知道了”来糊弄，结果死于内忧外患，并被世人讽为无胆识、无作为、无才能的“三无皇帝”。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在信息化社会，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要想“知道了”都很容易，但“做到了”却照样很难。这就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对海量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做到真知道、知真情，明真义；另一方面则要身体力行，有诺必践，想方设法去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克服困难，把工作努力向前推进。可千万不能当只会“知道了”而不会“做到了”的昏庸之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