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宋仁宗推行新政，任用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参与执政，拔擢天下名士担任谏官。欧阳修首先入选，并主持谏院工作。每次入宫觐见，皇帝都跟他讨论治国理政的事，咨询哪些事可以做。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时，因为伤害到保守派势力，遭到小人大肆攻讦。欧阳修仗义执言，多次向仁宗上书，为改革者背书，自然树敌无数。

《宋史》对欧阳修有评价：“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朝廷官员混到同僚视之如仇的地步，日子能好过吗？果然，诽谤他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向皇帝的案头，有人还编造出子虚乌有的男女关系中伤他。他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被贬；他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遭诋毁。六十岁那年，他接连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不久便郁郁而终。

读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欧阳修这是何苦呢？

以他的名望，安安稳稳做个太平官，难道不行吗？凭他的才华，专心致志做学问、写文章，难道不行吗？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朝开风气之先的文宗，诗词政论样样精通。苏东坡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样的天纵之才，随便往哪个方向发展，都能活得光芒四射。可他却偏偏选择了那条最难走的路——把理念化为政务，惠及百姓。

欧阳修的目的不单纯在于做官。有人问他为政之道，他说“宽简”。对方追问“宽简就能把事情办好吗”？他解释道：我说的宽，是不苛刻不急躁；我说的简，是不繁琐不细碎。既不是放纵不管，也不是敷衍了事，而是简政放权不搞形式主义。可在欧阳修那个时代，官场逻辑恰恰相反，做官就是要搞出点动静来，修几座楼，立几块碑，让百姓知道朝廷的恩德，让上司看得见自己的政绩。欧阳修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治理过的几个郡，都看不到什么官样工程，从不追求轰动效应，“所至民便之”，老百姓觉得方便了，仅此而已。

他曾经对前来求学的人说，文章只是滋润自身的东西，政事才能推及外物，造福百姓。一个文人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抱负呀！可就是这样一位把百姓疾苦扛在肩上的政治家，却屡屡碰壁，壮志难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做官”与“做事”的冲突上。

在健康的政治生态里，做官与做事本该统一，做更大的官，意味着可以做更大的事。可一旦官场生态恶化，官僚集团变成了一架维护既得利益的机器时，真做事的人必然要伤及这个集团的利益。欧阳修要宽简不扰民，可官僚集团要的是繁文缛节、层层设卡，好从中渔利；欧阳修要论事切直，可官僚集团要的是圆滑世故、相互包庇。他的每一次坚持原则，都是在拆这个集团的台。

更要命的是，他还不懂掩饰自己，与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畅所欲言，无所隐瞒。担任参知政事，官员们有什么请求，他都当面说清楚，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种性格，在官场必然处处碰壁。

欧阳修不是不明白官场规则，而是不愿意那样做。他出身贫寒，四岁丧父，母亲用荻杆在地上写字教他学习，给他讲父亲当年勤政爱民的故事。这样的经历让他懂得百姓疾苦，加倍珍惜读书仕进的机会。可正是这份懂得和珍惜，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只求自保的太平官。他在韩愈的遗稿中找到的不是文章技法，而是一种“胸怀天下，心忧苍生”的担当。

于是，他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恰恰是因为他太清醒。他知道文章可以让自己活得滋润，却选择了政事。他知道圆滑可以让自己走得顺畅，却选择了耿直。在那个做官与做事始终无法调和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仕途，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临终前，他是否后悔过，史书没有记载。但我想，一个说过“政事可以及物”的人，大约是不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