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者，杜人也。”“杜”在今西安市东南，当时可谓天子脚下。这是《史记·酷吏列传》介绍张汤时的开场白。该传记述了汉初至武帝时期，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十余名酷吏，张汤却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司马迁、张汤二人，均主要活动于汉武帝刘彻时期，同朝为官时，亦有直接交集，是故《史记》所记张汤颇为可信。

《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据《史通·古今正史》载，先后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为其编写续篇。包括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人“采其旧事，旁贯异闻”的续写。其中《汉书·张汤传》即单列传记，还介绍了张汤的子孙。毕竟，班家人远离张汤的时代，所以关于张汤，《汉书》基本上“移用”《史记》，开篇亦称“张汤，杜陵人也。”

当下有媒体刊文中，张汤是个正面典型：生于法律世家，幼而颖悟，精于办案，治狱谨严，坚守“循法以立、扶弱以安”信念这一盏公心的灯，照彻汉家月。（文见2025年12月5日北青网，转自《检察日报》）张汤从长安吏基层起步，一路高升，丞相史、太中大夫、廷尉，最后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天下事皆决于汤。”

张汤生病了，皇上竟亲自登门探望；张汤每次入朝奏事，谈国家财用，直到很晚，天子如鱼得水，忘记吃饭。之所以颇受刘彻的宠爱和重用，基于他治狱谨严，案必有据，善于制定、修改律令，与御史赵禹编纂了《朝律》《越宫律》，倡立“见知不举”之律。

《史记》载，张汤“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这些招数，帮朝廷敛财，解经济之危，可见张汤懂得法制和经济两手抓。

汉武一朝因穷兵黩武，虽说大大拓展了汉室疆域，但也劳民伤财，搞得经济吃紧，民不聊生。《盐铁论·轻重》上就有所记：“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山东又遇到自然灾害，贫苦百姓流离失所。

可对此横征暴敛的创收创新，自有官员持不同意见。古人以白鹿为祥瑞。汉武帝元狩六年，刘彻突发奇想，要造白鹿皮币。且一张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在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必须购买。

汉武帝事先征求了大司农（九卿之一，分管农业经济）颜异的意见。《史记·平准书》中如实记录：“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诸侯王朝见天子用的苍璧，价值不过数千钱，可作为包装垫衬的鹿皮却要花四十万钱买，岂止是本末倒置，无异于巧取豪夺！面对颜异的批评，天子自然不悦。

既然皇帝老倌心里不痛快，很快就有人给颜异“找碴儿”，罗织罪名。其中，所谓“腹诽”之罪，即是张汤的一大发明。据《史记·平准书》所记：颜异与门客谈到缗钱（新税目）等法令，有门客予以抨击，颜异什么都没说，只是嘴唇动了一下。张汤即认为，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之处，不向朝廷进言，却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后颜异果真被处死。

司马迁形容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尤其善于揣度圣意，极尽奉迎之道。“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皇上想要加罪的，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严办，深究；皇上想宽恕的，则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监史，宽处，“枪口抬高一寸”。以腹诽论罪，正是张汤广为后人所诟病之处。

可悲的是，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不独如此，可谓开了思想治罪之先河。于是，就有了岳飞的“莫须有”、于谦的“意欲罪”，以至后世反反复复的文字狱，从此脱胎而出，渐行渐远，越来越荒唐，可恐，可惧，可悲！

太史公将张汤列为酷吏，即为对其发明创造“腹诽”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