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中国历史上聚讼纷纭的“玄武门之变”发生，系由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在唐朝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李世民率众杀死自己的长兄储君东宫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并杀死两人诸子，迫使李渊立自己为储君，掌握京师兵权。不久后，李渊为时势所迫退位并内禅。同年9月4日，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从古至今，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但也有许多不同看法。下面试着辨析一下：

正史《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拟李世民为圣人尧，阿谀奉承之辞矣！同样是《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太宗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则基本公允。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谓：“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秉持其一以贯之的“正统”保守史观，以历史假设论的排比句求全责备于古人，并拾人牙慧地认定李世民是为“群下所迫”；而“贻讥千古”之叹与王夫之《读通鉴论》“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之论，均不无道德绑架之嫌！所谓“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则明显言过其实！而贬称“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也有违史实。其实世民、建成两人都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奇才，而后人扬世民抑建成，成王败寇使然也！

当代史学家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称：“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虽洞幽探微及于李世民心灵深处，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揆诸“玄武门之变”之肇因，苏辙《历代论》云：“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此话切中肯綮。莫说皇家子弟为了上位争得你死我活，即便是普通人家，为了田地房产，兄弟反目、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是屡见不鲜。所以，李世民在生命受到威胁和皇权的致命诱惑下，发动兵变，进而诛兄杀弟，虽然遭人诟病，但事出有因，倒也情有可原。故有论者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要的非常政治手段，有利于国家稳定。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深究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的严重弊端，进而探讨应该建立怎样的合理权力分配和继承制度的重大课题。

但柏杨的说法：“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换言之，就是：因为李世民即位后开创了盛世，所以证明其夺嫡行为完全合情合理，无比正确。则纯属以果证因，大谬不然！

无论如何，同样是因“立长不立贤”而导致的骨肉相残，“玄武门之变”远比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意义要正面的多！

历史是一面镜子，“玄武门之变”警示我们：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斗争；健全的制度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如何在追求政治目标的同时保持道德底线，是永恒的难题！

而历史事件往往不能简单地以对错评判。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怀抛砖引玉之义，不惜贻笑大方，笔者斗胆胡诌此“玄武门之变”辨，浅陋之处，尚祈高人深入辨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