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的主要功能有两项：一是吃，一是说。

吃，乃生存本能。不乱吃，防“病从口入”；说，包括口说和书写。不乱说，怕“祸从口出”。既好吃，又好说的嘴，莫过于苏轼。结果是，新党旧党不管谁上台，对苏轼都避之不及，生怕招惹了苏轼的“嘴”。

苏轼一出场，就凭“嘴”上功夫，稳稳地占据了C位。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参加了由文坛领袖欧阳修任主考的进士考试。苏轼在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所引刑赏论据为“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不知此典出自何处的欧阳修，虔诚地向苏轼请教。苏轼竟口出“狂言”，“事见《三国志·孔融传》注”。

这就让人尴尬了！孔融戏弄曹操父子本为熟典，文坛领袖欧阳修岂能不知？因“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之说，结怨于曹操的孔融，最终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反面典型。苏轼考试化用此典，是质疑考试制度，还是戏弄主持考试的大佬呢？

本应以此为戒的苏轼，恃才自傲，竟愈加口无遮拦。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破冰之旅首选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苏轼立即反对，矛头直指王安石，带头上书朝廷，火药味十足地指责宋神宗偏听偏信，为王安石所惑，“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这等于全盘否定改革。“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三条一出，宋神宗主导下的王安石变法，应该立即停止！处于变法关键期的王安石，不可能任由反对派发声。再者说，非议宋神宗主导的变法，往小里说，是非议朝政；往大里说，是跟朝廷唱对台戏。

恰巧，借御史台弹劾苏轼，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顺水推舟，让苏轼任杭州通判，远离变法中心，后又在密州、徐州两地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苏轼竟将一篇本该拍马的《湖州谢上表》，写成了讨伐变法的檄文，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嘴上是痛快了，麻烦也接踵而至。这些牢骚话，被人提高到吓人的高度，定性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指斥乘舆”。况且，有司在苏轼诗作中，检索出大量讥讽变法，攻击朝廷的“罪证”。最终，苏轼惹下“乌台诗案”，代价是贬官“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就因为“嘴欠”，下放黄州劳动改造，一待就是四年！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司马光为相，刚满血回归的苏轼，该不会因嘴欠获罪了吧？事实恰恰相反。《宋史纪事本末》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察”。

从“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看，“嘴欠”老毛病又犯了的苏轼，质问司马光“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启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要求尽言的苏轼，这一年四十九岁。到了这个岁数，依然不懂当年批“拗相公”王安石的司马光，何以变成油盐不进的“司马牛”！

苏轼始终没弄清楚，不允许质疑的，不是他们的言行，而是他们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以至于改革派当权，因质疑王安石变法，遭贬黄州、汝州；守旧派掌权，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再贬惠州、儋州！

如今，人们大都知道苏轼是一个“吃货”，却很少关注苏轼因“嘴”惹祸的过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苏轼每次被关闭嘴上“说”的功能之后，嘴的另一项功能，“吃”便大行其道。站在苏轼的角度，既好吃又好说的嘴，带给苏轼的人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