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魏征来，用责难的口气问，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众人吓坏了，魏征从容答道，先太子（李建成）若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素重魏征之才，遂改变了态度，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上边的这段历史镜头，空气十分紧张，却没有交代李世民为何会有此一问，又为何多云转晴，峻刻趋于平缓。对此，史书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贞观政要》说：“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旧唐书》记载：“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新唐书》改为：“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资治通鉴》则直书：“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早为之谋”“早为之所”“早为计”，粗看略同，细看则同中有异，不同之处就在于修史人的笔触。个中余味，也许只有史家的嗅觉才能闻得出来。无论怎么说，玄武门之变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李世民毕竟是“成功人士”，写进信史中，尤须斟酌一番。司马光措辞干脆，其实是在为李世民不计前嫌、化敌为友的用人之道作铺垫。

敢于任用敌对阵营的文官武将，在历代王朝中都不乏范例。值得关注的是君臣二人“过招”的场景，特别是魏征的应对。

从历史记载来看，李世民召魏征来问罪，却不直奔主题，而是从伦理关系上打入楔子。这样的质询，应该说是高明的。魏征也很聪明，并不理会这个话茬，直接回答为什么，而是把李世民的楔子给弹了回去：怪就怪先太子未能早听我的话。否则，就不会发生今日之祸了。细思量，这就有点你呛我，我比你更呛的味道了。

玄武门之变前的过节和隐情，二人心知肚明，在场的人也不是傻子，看破又何必说破呢？在这一场景中，魏征的冷静、李世民的豁达，生动传神，跃然纸上。

两大阵营的生死对决见分晓后，双方幕僚通常会各为其主地申辩。魏征将类似的托词省了，将话题引向当初辅佐太子的策略。惨案已然发生了，当初的策略是让李家兄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还是将李世民置于死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李世民明白，我当初的主意是好的，错就错在李建成没把我的话当回事，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李建成若能采纳我的话，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李世民自然明白魏征的心机，于是“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于魏征反客为主，从容应对，才躲过了这场危机，化险为夷。否则，魏征的脑袋能否保得住，就很难说了。

从后世的评论看，魏征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怕，尤其不怕唐太宗。其实，这都是历史的表象。魏征尽管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但并非什么都不怕，特别是在站队失利，对立阵营得胜的结局下，内心毕竟不会那么坦然与淡定。心理不足够强大的人，认栽尔后求宽恕实属平常。问题是在李世民问罪的锋刃上，服软的后果很难预料，剑走偏锋不仅能扳回一局，而且能立足更稳，起码能让对手高看一眼，日后更加尊重。

就像汉武帝怕汲黯、唐太宗怕魏征一样，做皇帝的人，并非什么都不怕，起码忌惮朝臣的批评和天下的舆论；也不是什么人都敢杀，起码有三种人不太敢动杀机：名士、史官和言官。

一言以蔽之，魏征与李世民的关系当属对立面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