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与权威，都与治权相关，虽仅一字之差，却有霄壤之别。前者通常是指采用威胁压制手段行使权力，迫使被管理者绝对服从；后者则一般是指凭借令人信服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产生敬畏，进而对权力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

在传统理念里，用权管人的不二法门和金科玉律，在于“狠”“严”二字，换而言之，威权理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比如，管子女传承“棒打出孝子”祖宗之法，教学生信奉“教不严，师之惰”祖传秘方，师带徒遵循“严师出高徒”授业要诀，管下属秉持“严字当头”正统理念，等等。信奉并践行威权者，威法各异，动因相同，无非都是想凭此建立权威，进而实现其管理意图。问题是，威权公鸡下得了权威之蛋吗？

威权从来不等于权威，也未必能建立权威。顾名思义，所谓威权，意为带有威迫的管理权力，常指不容置疑、压迫性的管理权及其用权行为；权威则是指有公众威望并具支配作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就行为方式考量，威权性属霸权霸道飞扬跋扈；就心理动因审视，威权源自控制欲和征服欲；就道德基础观照，威权类归绝对服从等级伦理，而非自由平等现代理念。对被管理者而言，真正让他们心服口服的权威，心理上一定是“我要服从”，而非“要我服从”；态度上一定是“积极服从”，而非“消极服从”。本源上，权威来自敬畏，威权或能建立权威，然其性属畏敬而非敬畏，威权不可能建立真正权威。

被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无权威组织就像无头羊羊群和无头雁雁阵，行将无法实现组织目标。他提出三种正式权威形式。一是“传统权威”，本质上属于威权，往往由于“先天不足”无法规避非理性，不可能建立真正权威或长久权威。二是“魅力权威”，当管理者使命愿景能够激励他人，则形成权力基础并生成魅力权威，被管理者对其忠实服从往往基于信念。三是“理性法定权威”，下级服从上级并非因为信仰或崇拜，而是因为规则赋予管理者权力。可见，后两种建立权威方式均非来自威权，而是发轫个人公共影响力和规则内在理性。

威权表现于某些基层组织，便是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和强力因素，强行推行个人意志、实现个人图谋、满足个人欲望。可怜威权治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辜者，在未觉醒时，受了委屈非但不敢吱声，还会赔笑道歉。他们只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忌惮“虎威”，以至谈“虎”色变，逆来顺受。

史上凡具有流芳千古影响力并被人类崇敬的伟人，庶几都不是靠威权，而是靠杰出人格魅力和推动文明进步建功立业的权威。戴高乐对20世纪“法国的伟大”所起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即便时至今，法国民众依然对他葆有宗教般崇敬感。他折服国民的人格魅力，正是建立在清廉和自律基础上的道德权威。无独有偶，英国曾多次进行民意调查，丘吉尔凭借领导英国取得二战胜利的巨大威望，几乎每次都能位居“第一”位置，风头甚至盖过伊丽莎白女王。鲜为人知的是，丘氏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难怪他能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男神”。

就治理理性而言，氛围融洽且更加平稳的权威，远远优于气氛紧张且危机四伏的威权。说到底，厚植先进文化价值让人“不想威权”，完善制度规则让人“不敢威权”，健全民主法制让人“不能威权”，才可望倒逼管理者，建立内生权威的修为动力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