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鲁迅与林肯放到一块，颇有些“张飞杀岳飞”之嫌。其实非也。他们都是伟人，有着高度的相似。鲁迅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豪。林肯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的美国第16任总统。更重要的是，两人的精神气质极其雷同。他们对底层百姓都有浓烈的怜悯之情。

鲁迅的《一件小事》，大家耳熟能详。而现实中他做得更好。鲁迅在北京时出门坐人力车，车费总是多给一些。“有一位包车工人，接送大先生到教育部，因为他的家不在城里，在外面住，开支大又不方便，因此大先生就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他的任务很简单，扫扫院子，接送大先生上下班，其他就没事了，而工资是较优厚的。”（俞芳《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透过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孔乙己、闰土，乃至阿Q、华老栓一家这些人物，让人能深刻体会到他对底层百姓有着无限的同情。

林肯同样如此。南北战争时期，有数不尽的母亲、妻子和情人啼哭着来到他面前，为判了死刑的囚犯申请特赦。“林肯不论身体多么疲乏，总是随时听他们的哭诉，答应她们的请求，因为他看不得女人哭，尤其是那些手中抱着婴儿的妇女……在林肯的耳畔，永远回响着寡妇和孤儿的哭声”。他的秘书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民众的抱怨和请求几近不合理，以至于要把他气死，他也不赞成一切阻止民众接近他的规定。”（卡耐基著、叶维明译《林肯传》，哈尔滨出版社）。

鲁迅与林肯，胸中都藏着博大的爱，一言一行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怜悯与伟大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是因果和源流关系。这个“定理”有着普遍意义。曹雪芹、巴金都是伟大的作家，都写出了传世之作，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有一颗怜悯之心，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反映。

这个“定理”也解开了我多年的困惑。东汉的李固、张纲，南宋的文天祥，明朝的于谦、杨涟、左光斗，清朝的陈敬廷、于成龙……这些灿若星辰的人物，都生活在最黑暗的时代，没有先进制度依托、科学理论武装，然而，他们却都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和视民如伤的活菩萨，何哉？乃因他们都具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句话，都有足斤足两的人性。以郑板桥为例：在那个肮脏的清代官场，他何以能有“清水出芙蓉”般的高洁？答案就在下面这段自述里：“昔宰范县时，有一美男犯赌被捉，问治何罪，按律须责四十大板，当堂打放。余谓刑罚太重，曷不易之？吏对不可。余无奈坐堂，但闻一声呼喝，其人之臀已裸露于案前，洁如玉，白如雪，丰隆而可怜，笞责告终，几至泪下。”（岳麓书社《郑板桥集》276页）有如此怜悯之心的郑知县，那么，他只能成为百姓爱戴的郑板桥，而断不会成为万众唾骂的高俅之流。

反观古代的粱冀、和珅，之所以沦为江洋大盗式的巨贪、恶棍，究其根因，不废话，九字尽之：没人性，缺良心，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