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写“荔枝”史话的邀约时，我正在追剧《长安的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200多年过去了，妃子早已香消玉殒，因荔枝而起的欢笑却穿越时空，至今仍回荡在中华文化的长廊里。

一

荔枝，原本叫作“离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罗列了长安宫苑中的奇异珍果，其中的“离支”，即为荔枝。至于由来，李时珍解释说：“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

中国的山川风物，大多离不开诗文的宣传与推介。比如，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虽是一篇说明性序文，但文学意象的营造却极为精致：荔枝“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堪称最早的水果说明书。

荔枝保鲜期短，“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自从命名开始，荔枝便与中华文化中对生命短暂的哲学思考紧密相连。而唐代又是荔枝文化的鼎盛期，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而设的“荔枝道”，让这枚果实永远与浪漫、奢侈、权力纠缠在一起。

荔枝是岭南和巴中的特产，品种十分丰富。它们各美其美，到底哪个更受消费者喜爱？

香港美食鉴赏家蔡澜先生见多识广，在《食材字典》中写道：妃子笑出现在农历三月，果实皮带绿色，身份低贱，很多人以为是酸的，但有些也很甜，核也小。有个品种比普通荔枝大一两倍，广东人叫它“掟死牛”，才是真正的不好吃。糯米糍最甜了，核子有时薄如纸，但有些人嫌它一味是甜，没什么个性。让人欣赏的是桂味，香味重，肉厚，核则时大时小。最具盛名的是挂绿，产于增城，最老的那两棵树已用铁栏杆围在城壕般的水道之中……

荔枝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水果之一，不独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初尝，皆惊为天人，大叫人间岂有此等美味”。蔡澜还说，印度、东南亚等地的荔枝是从中国引种过去的。因为“没有洋名，他们只以音译Lychee称之”。

说来难以置信，上高中之前，可读的课外书很少，亦无人告诉我“一骑红尘”的历史典故。即便是荔枝蜜、荔枝树，还是在高中课本杨朔散文《荔枝蜜》中见识的，品食鲜荔枝则在参加工作之后的1985年夏天。彼时，鲜荔枝还是稀罕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二

荔枝与文学的交织，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甜蜜对话——这颗南国红果以其晶莹如玉的果肉、馥郁的香气和短暂的生命力，成为文人墨客最富创意的题材之一。

荔枝进入文学殿堂，首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东汉中期，王逸《荔枝赋》首次将“离支”写作“荔枝”。而唐代《艺文类聚》明确将“荔枝”列为正名，《新修本草》则记载：“荔枝子，味甘酸，生岭南”，则是对“荔枝”医名的正式官宣。

不过，要说对荔枝的“痴迷”，还数宋代文人墨客。蔡襄的《荔枝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荔枝专著，详细记载了32个荔枝品种的外形、色泽、味道及其成熟期，“荔枝之于果，仙也，佛也，实无一物得拟者”。

苏东坡被贬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俨然是他流放生涯中的精神慰藉。

荔枝也是画家的常见题材，象征“大利”“多吉”。比如，画家恽寿平（1633年—1690年）以“没骨法”绘制的荔枝图，将日常水果提升为高雅艺术；吴昌硕笔下的荔枝常以浓墨勾写，果实以朱砂、胭脂设色，形成墨色与红色的强烈对比；齐白石曾客居广东，对荔枝有亲身观察，其画作“浓墨画枝，焦墨勾叶，淡胭脂打底，浓胭脂加点”，常题“回忆星塘老屋”“杏子坞老家”等，寄托思乡情感。

三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以荔枝为题材的诗文不可胜数，巴金、阿城、张爱玲、周作人、聂凤乔、贾平凹……都曾写过。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祥夫在《荔枝来也》一文中说：“有关清宫吃荔枝的事，让我想不到的是，皇帝吃荔枝同时要赏阿哥和公主，但一次也只赏一两颗，明确记载是一颗或两颗，没有超过三颗的事。连皇子和公主也仅仅只能吃一两颗，可见荔枝在清代的珍贵。”（《四方五味》）

在清代，岭南进贡荔枝，已非“一骑红尘”，而是“整株的荔枝树连根带土挖起往北京急赶紧走”，“珍贵”是毋庸置疑的，但仔细一想，又不尽然。

荔枝性热，多食容易导致“上火”，表现为口干舌燥、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病状。故而，坊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之俗语。

李时珍《本草纲目》详细记载了荔枝的多种药用功效，可治疗牙疼、疝气等症，甚至能止“呃逆不止”（即打嗝）。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是一部养生典籍，也是古人“药食同源”理念的集大成者：“荔枝，果中美品，鲜者尤佳。多食发热，动血损齿。凡上焦有火者，忌之。”

凡此种种，医学上有个专用名字“荔枝病”——轻者头晕、冷汗、乏力、面色苍白；严重的，可致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荔枝病是种“低血糖症”：“荔枝含有大量果糖，被胃血管吸收后，必须由肝脏的转化酶变为葡萄糖，才能被人体利用。过量了，改造果糖的转化酶负荷不起，不能变成葡萄糖时，毛病就产生了。”（《食材字典》）

蔡澜不是医家，给出的方子是：糖上加糖，补充一些葡萄糖即可。我感到好奇，便用AI问诊古代典籍，《本草纲目》含糊其词，虽没有明确提到“荔枝病”，却验证了蔡澜的说法是可行的。

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倒是写到了“荔枝病”，不过也没有直呼其名，而是说“醉”：“食之而醉者，即以其壳煎汤，或蜜汤解之。”“蜜汤”者，不就是蔡澜说的“糖上加糖”吗？

“醉”者，为酒所酣也。在现实生活中，“醉”人之物远不止一种“酒”，诸如饭、油、烟、茶等，一旦过量，皆能“醉”人。

荔枝“醉”人，倒是头一回听说。而解“醉”之物，竟然不是名贵之物，而是被我们随手丢弃的荔枝壳，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了：“一直知道荔枝好吃，却不可多食，荔枝的红艳果肉如炽炭灼喉，甜腻的汁液下暗藏燥火，恰在警示世人：越是甘饴的诱惑，越需克制清醒。却不知青褐皱褶的粗粝果皮，以苦涩之性涤荡内热，宛若苦难磨砺出的智慧，在浮华背后默默守护本心。或许这就是李善德品出的人生智慧，人生亦如此。”

一骑红尘千年事，几颗荔枝甜心间。有天清晨，偶然读到秋之禅的网文《“荔枝”随想》，一下便喜欢上了在长安打拼的九品小吏李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