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端午节，于我是“吃”的愉快而温馨的记忆。那时，鱼和肉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光临普通人家的餐桌，但端午有肉。生产队杀一头猪，按人口均分，虽数量不多，但有胜于无。最关键的，是有粽子。母亲把煮熟的芦叶和旱蒲从锅里捞到装着清水的木盆，便开始包裹粽子。粽子裹好，入锅尚未煮熟，那既浓醇，又清雅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村子。

“吃”已不成问题之后，虽然“吃”仍是过节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其所具有的表征意义，正在逐步完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升华。粽子依然为美味，心中的感念仍伴着香糯。

苏南的端午，和北方，以及夹在南北之间的我的老家江淮地区，颇多不同。他们裹粽子，却不用在我看来“窈窕”“儒雅”的柴叶，而是用那种宽阔、硕大的江柴叶或箬竹叶，而且，并不是一色纯的米粽子，糯米之外，肉、枣、莲子等，花头之多，非我所能尽言。最重要的是：他们吃粽子，吃之外的意义，竟然不是为了屈原，而是为了纪念一个叫伍子胥的楚国人。

我住的小区外，有一条叫胥江的河。这是一条历史早于大运河的总长仅三十里的运河。伍子胥从楚国逃难至吴国，得到吴王阖闾重用，拜为宰相。伍子胥“相土尝水，法天象地”修筑了苏州古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组织民力，开挖了连接太湖和古城的这条河流。有了这条河，苏州才有了跨越千年的繁华，才有了今日之“东方威尼斯”的美誉。这条河被叫做“胥江”，是百姓为国之功臣，民之贤相所立的一字（胥）、或曰无字之碑。在苏州，胥江之外，还有胥门、胥口、胥山、胥弄。伍子胥被夫差赐死，要求将头颅悬挂于城门，他要看到不听忠言，终致国毁政亡的历史一幕。这一幕，他不幸看到了。不过，痛心之余，他亦应有所欣慰：虽遇昏君遭冤屈，却得黎民常缅怀。

在毗邻苏州的浙江绍兴一带，人们端午吃粽子，要追思的，却是一位叫曹娥的孝女。《后汉书·列女传》有载：曹娥的父亲能弦歌，为技擅向鬼神求福之巫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农历五月五日，在祭祀活动中落水溺死，寻尸骸不得。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江号哭，悲声昼夜不绝。十多天后，投江随父而去。此事传至官府，县令度尚为其立碑，使其事迹广为布扬。之后，每至端午，当地民众都要以吃粽子对其进行悼念。殉父不足取，亲情足歌讴。

如果说，端午悼念伍子胥或者曹娥，带有以江南为基础的区域特征，对屈原的缅怀和悼念，则具有更广阔的时空涵盖。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对内，主张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然而他的主张遭到贵族利益集团的反对，怀王听信谗言，将其放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后，屈原自沉汨罗，以身殉国。在所有入围端午故事的历史人物中，无疑，屈原影响最大，其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分量最重。

与端午相关的历史人物，南北有异，过端午的形式表现，亦因不同的区域特点而风俗各异，但无论是吃粽子，喝雄黄酒，还是吃糕、吃馍、吃面条饺子，无论是小孩系彩线，门窗悬挂艾草菖蒲，还是佩香囊，划龙舟，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多元性的生动展示。

说一下陕西的“屈原馍”。最初，“秦人”制之，居然是因为屈原投江而大快朵颐。他们自有道理：如果屈原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秦楚之间“国际”竞争，鹿死谁手，或未可料定。当然，“屈原馍”也是对楚怀王昏庸的嘲讽，如今已成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式。

多元，才有精彩纷呈；根植于历史，又与民间情感息息相通，才有精神的传承与升华。端午节，虽各地风俗有异，但其所彰显的忠、孝、贤之精神，却一脉相承，不断光大。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祖籍盐城，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