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不少策士都以熟知社会政治情势为“得情”之要，认为“得情明”不仅是游说的必要前提，而且是“定基审”的重要基础。战国时期著名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鼻祖鬼谷（本名王诩）对此多有论述。《鬼谷子》有云：“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得情明，意即掌握情况要明晰；定基审，就是确定政策基础要准确。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掌握真情实况，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作为鬼谷子的两个弟子，张仪、苏秦在经历了游说碰壁的教训后，方才懂得了“得情明”的极端重要性。

张仪首次游说，选择在楚国。当时，楚国雄踞南方，国土数千里，物产丰富，百姓富足，甲士百万，战车千乘，骑兵过万，积粟可支十年，堪称霸王之业。张仪只看到了这些表面现象，便欣欣然入楚发展，稽留数年。但楚威王乃刚愎自用之徒，只顾武力角逐，不知政治斗争，对中原早已掀起的“用士”之风不感兴趣，且沉湎于安逸享受，广求美女，以为淫乐，不思进取。其丞相又是嫉贤妒能之辈，不但不举荐张仪，反而设计了一个“失窃假案”构陷张仪，将张仪逐出境外。

此次碰壁，让张仪变得聪明起来，由此认识到了正确掌握情况而后再开展针对性游说的重要性。他先后仔细分析研判了魏、齐、秦等国的国情社情，觉得秦国虽处西陲，却经商鞅变法之后，已然国富兵强。是时，秦正在向东开拓疆土，欲建四塞之国，进可攻城略地，退可固守不受损失，“王天下”之基业初见端倪。在“得情明”的基础上，张仪定下了入秦献策以求发展的决心，不久便得到秦惠王重用，干了一番可谓惊天动地的事业。（据《史记·张仪列传》《吕氏春秋·报更》）

苏秦却没有张仪幸运。他刚想出山游说时，秦国已在张仪的筹策下日趋强盛，于是他兴冲冲地入秦，欲以“连横”之策说服秦惠王。谁知，苏秦“书十上而说不纳”，最后“资用乏绝，去秦而发”，落得一副“羸滕履跷，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的狼狈相。何以如此？盖因其只知秦国正值强盛之际需要继续“连横”，却不了解秦惠王依靠张仪使事业如日中天，正是放手使用张仪的时候，怎么会相信和重用一个初出茅庐的苏秦呢？苏秦这次游说失败，主要在于不得“人情”。

苏秦落寞回家，揣摩反思数年后，第二次游说来到楚国。当时，楚虽在秦的蚕食之下国土日缩，但其版图仍在诸侯国中属于最大，且兵多将广、物产丰盛。对此，苏秦推测楚国极有可能反败为胜、统一中国。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苏秦为楚国制定了利用韩、魏、齐、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秦、韩争事齐、楚”进而抑秦的方针。然而，楚怀王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听不进苏秦的计策，致使苏秦留楚日久却不得重用。这次失败，也在于他不了解楚怀王的“人情”，且不明白“人情”与“未来情”之间的微妙关系。（据《战国纵横家·苏秦谓陈轸章》）

如此看来，“得情明”不仅要通晓国情、明察社情，还要熟知“人情”、预测“未来情”，更要明白诸“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密切联系。其中，熟知“人情”，不仅要清楚别人的志向和性情，还要明白自己的优长和短缺；预测“未来情”，不仅要预测世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还要预见驾驭世事变化者的个人气质和相关因素，因为许多世事变化正是由人操控使然的。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今天，无论是求职干事还是创业发展，无论是体察民情还是出台政策，同样需要“得情明”——事先将各种情况弄懂搞清，再做出适当抉择和决策。倘若对相关情况不甚明了，却企望以满腔热血和鸿鹄大志干出一番出类拔萃的事业来，那么，不是像丈二和尚那样摸不着头脑而诸事无果，就是被各种意外挫折碰得头破血流而铩羽暴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