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一日，大学同学黄晓慧寄来一本新著，要我“雅正”。一看书名——《温岭百村行》，似觉无奇，浅浅一翻，越读越有味，竟至挑灯夜战。

记得当年去大学报到，按指引一路寻到寝室，门上贴了张新生名单，上面赫然有“黄晓慧”，恍惚惊诧之间，面前兀现一猛士，身高超一米八，且似有络腮胡。“我是黄晓慧”，一口正宗的温岭普通话，与正宗的义乌普通话有一拼，顿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

名实不副的黄晓慧，倒让我对赵子云、沙悟净等名著人物有了“即视感”。但他真正让我敬佩的，还是广博的文史知识。同学中不乏才子才女，若论杂学之广，晓慧称第二，无人可争第一，他是当之无愧的“百晓生”。

晓慧给我推荐过很多书，印象最深的是《管锥编》与《西厢记》。

《管锥编》，他置之床头，时时翻阅；我买来后也置之床头，成了摆设。前几天整理书房，发现《管锥编》深藏某柜，捧到明亮处，封面已然斑斑点点如八旬老翁，内里洁白无瑕，仍若十八岁少女。

《西厢记》当然清雅蕴藉，但我当年正痴迷于那些狂飙突进类的外国文学，故对它的妙处会心不多。晓慧不一样，因时因事，冷不丁能够切题地吟唱几句西厢文辞，竟颇有几分对月伤怀、对花落泪的才子做派了。

大学毕业后，晓慧与我一样，都回到了家乡报社。刚毕业之时，晓慧是一线记者，近30年后，他仍然是一线记者。所不同的，可能就是领导口中的“小黄”成了“老黄”。

不论“小黄”还是“老黄”，我几乎从未读过他的新闻作品。或者也可以说，他从未向我推荐过自己写的这类作品。

晓慧推荐我们观赏的，都是一些名人名著“漏洞”。

几位不务正业的同学组了一个群，偶尔读到一篇佳作，发到群里，奇文共欣赏；有不认识的印章，发到群里，疑义相与析。

晓慧在群里发得最多的，就是“古籍今注”的种种不靠谱。

盛世文化复兴，每一种古籍，似乎都出版了多种注释本。不论出版社的名气多大，不论注释者的头衔多响，经过晓慧的慧眼一扫，纷纷现了原形。有的断句有误，有的释文张冠李戴。丑态百出，令人发噱。

开始我们也不服气，起劲地与晓慧抬杠，但在他一番引经据典后，大家只得乖乖闭了嘴。

这时的晓慧，已从寝室“百晓生”，成了古籍“啄木鸟”。

“啄木鸟”不仅在温岭有名气，整个台州市也声名远播。好事接踵而至，台州文化部门挖掘当地乡贤，推出乡贤文集，纷纷聘请晓慧共襄盛举。

在我的想象里，编校着古籍的晓慧是幸福的，时不时拿起红笔勾勾画画，时不时像大学时代那样温二两黄酒过过瘾，时不时哼哼唧唧几句古戏文。

《温岭百村行》猛然让我惊觉，晓慧的本职工作，是县报的一名记者，他的主要工作，是采写新闻作品。

可是，《温岭百村行》中的作品，揆之于“新闻”，又是多么的“不正宗”啊！书中所写这村那村，从内容上分，可分为地名记、地理记、姓氏记、风俗记、手工记、文物记。不论侧重于哪方面，晓慧都抓住了每个村的特色亮点，每篇都是妥妥的、角度新颖的“微村志”。至于文字，既有唐德刚所写口述史般的明白爽利，也有孙犁散文那般的清新洗练，当然，偶尔还有西厢词句那样的舒展婉约。

晓慧在后记中说，这些作品，是他花七年时间完成的。

于是在我的想象里，这漫长的两千多天时间，晓慧化身一枚钉子，紧紧扎进了温岭的山川大地，一寸一寸，不断深入，大地裂开了一条条游丝般的细缝，细缝汩汩涌出了清泉。它们闪烁着，跳跃着，手挽着手，心连着心，它们汇合在钉子周围，它们欢歌在钉子身边，它们为自己起了一个泥土般朴实而温暖的名字——《温岭百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