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缘于孟子很多不朽的言论至今仍让人感佩。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表达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百姓相比，江山是次要的，君王更轻，而且这个顺序和轻重不能置换和减码，更不能颠倒。故才有孟子一系列的为民疾呼。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君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且反复向君王宣讲“仁者无敌”的道理。呼吁君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而对“撒向人间都是冤”的恶政则大加鞭挞，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统治者，是“率兽而食人”。

他对君王没有仰视，也不视为至高无上，更不号召唯君王马首是瞻。对臣工也没有俯视，更不视作奴才，强调君臣人格平等，不是猫鼠和主奴关系，而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关系。“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子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子视臣如土荠，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对君臣关系最人性、最大胆、最深刻乃至最文明的论述，在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原君》和《原臣》中，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孟子对臣还有更高的要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直至为弑君正名。他视殷纣王是丧失了仁爱和道义的独夫，说武王伐纣不是什么弑君，而是诛杀独夫民贼。依此论，历史上合格的大臣大概只有西汉的霍光了，而不合格的恐怕如恒河沙数。孟子对君王尤其是暴君何以如此不客气？何以这般鼓励臣工“犯上作乱”？究其根因，还是他念兹在兹的“民为重”理念在内心的深度发酵。由此推论，历史上的那些皇帝和李林甫、蔡京、严嵩、曹振镛之流，尽管他们把孔孟挂在嘴上，但无疑都是孟子思想的背叛者。

孟子还道出了官吏爱民之心的源泉，不是来自忠君爱社稷，不是来自高官厚禄的奖励和诱惑，也不是来自道德说教，而是来自人之天性中的怜悯和善良，他把此叫作“不忍人之心”，且用比喻作了说明：如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怵惕、恻隐之心”即是“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进而他反复强调：人——更不要说官了——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种思想窃以为今天仍有普遍意义，不但官员选拔应考察其“不忍人之心”，而且一些职业比如医护、教师、城管，也应选择那些具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来做，这样全社会会大幅减少戾气，人性的光辉则处处闪现。当然，从根本上讲，还是应从提高全民的爱心和文明指数上下功夫。

他为士大夫也立下了精神标杆。“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思想对士人影响很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源头正出自这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大丈夫精神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东汉末年的李固、杜乔、范滂等人，明末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清末的谭嗣同、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等革命党人，顶天立地，视死如归，气贯长虹，永垂不朽，令人高山仰止。这无疑都彰显着孟子之大丈夫精神，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也引来了一些帝王的嫉恨。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朱元璋在翻阅《孟子》时，不经意间读到了“民贵君轻”一章，还读到了“君子视臣如手足”这一段，勃然大怒，暗暗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像一个臣子说的话？如果他活在当下，岂可免我一刀？然而孟子已死去一千六百多年，怎么办？于是老朱下令将亚圣的牌位从文庙扔出去。现在看来，这是这个残暴皇帝颁给孟子的一枚大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