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依赖大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千里马”。而马之日行千里，需要自身的天资和踏踏实实的努力，同时也需要适宜的气候与土壤。

先说两件真事。

左宗棠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百年一遇的人物，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被代代国人铭记。咸丰二年（1852），他离开私塾先生的岗位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时，不过是一个屡考进士不第的落魄文人。时值太平军围困长沙，张亮基发现此君特别留意农事，也认真钻研舆地、兵法，有实际政治才能，就将军事悉数委托给他。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具”、谋划守具，终使太平军围困长沙三月不能下，只能北撤。左宗棠因此名声大震。骆秉章接任湖南巡抚后，同样邀左宗棠入幕。左宗棠废寝忘食，辅佐骆秉章内推改革，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外援五省，支撑湘军出省作战。骆秉章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四年后，又向朝廷保荐他，左宗棠因此获得四品卿衔。

历史学家陈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发现学生余逊（让之）的作业学养渊博、见识超拔，远非一般学生可比。陈垣找余逊谈话，问其从何处受业。余逊告诉他，自己幼承庭训。那时，余逊的父亲余嘉锡正在赵尔巽家中课读，余逊在京负有随侍父亲之责。陈垣向余逊表示，希望能与其父见一面。不久，余嘉锡去看了陈垣，谈到治学经过，两人都是从《书目答问》入门，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逐步深入。余嘉锡不仅精通录略之学，于历史考据也极有造诣。陈垣对余嘉锡极其钦佩，逢人必予推崇。辅仁大学成立，陈垣出任校长，立即聘请余嘉锡为国文系教授。自此，余嘉锡的事业走上快车道，先后出版了《目录学发微》《古书通则》《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学术专著，做上了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还兼任过北大教授。

留心一下张亮基、骆秉章与陈垣对人才的大胆使用，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作为领导者，他们不是在人才职位显赫、名满天下时花重金引进，而是在其身份卑微的时候，识英雄于草芥。正是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使“千里马”感激他们，愿意在日后的工作中使出全劲。

某个人站在舞台中央，所做的事业被一遍遍传诵，鲜花和镁光灯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即使没读过多少书的粗鄙之人也会知道他是“千里马”。此时，领导者对他的所谓“识”与“用”，并不代表自己有多少能耐。“千里马”处于草芥之中就不同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知他是“千里马”，没将他当回事。领导若能俯下身子静观默察，发现他与凡马大不一样，尽全力选拔他、宣传他，使其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无疑是有独到的眼光的。

识“千里马”于草芥也有一定风险。上位者选拔那些有资格的人，别人干出了成绩，领导能够“与有荣焉”；别人碌碌无为，领导可以将责任推给授予资格的那一方。识“千里马”于草芥则不同。“千里马”一日跑出了千里万里，领导作为伯乐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名声；万一“千里马”跑的速度不理想，领导则极可能饱受诟病，满耳都是“乱来”“拉小圈子”“公器私用”“玩忽职守”“不讲规矩”之类的话。没有足够的担当，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责任感、使命感，“识英雄于草芥”的美事还真难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