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临死前，对即将接班的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资治通鉴》卷199，下同只注卷数)这样你有恩于他，他对你就忠诚了。

李世民的这套驭人术，是什么手段呢？这要先交待一下李世勣。他能征善战，有勇有谋，功勋卓著，是大唐的开国元勋。唐太宗果然将李世勣从朝中高官贬为叠州都督。李治登基三个月后，便任命李世勣为尚书左仆射。

李世民的这套驭人术，说穿了就是交易，我给你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你给我忠贞不贰、死心塌地。

此种交易真能成功吗？否！

其一，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实质上是一个“私”字下的互相利用。1901年1月29日清廷颁布的《变法上谕》中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骂的应是满朝文武。其实，天下‘私’字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和皇族。仍以此时的清帝及慈禧为例，大清的阳寿已经倒计时了，他们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条仍明确写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李刚《大清帝国最后十年》162页)快进坟墓了，仍想赖在位上继续奴役四万万同胞，足见其私心之大之重之不可理喻。再说李治与李世勣，前者依从老爹的主意拜后者为相，李世勣坦然受之。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先进的价值“共识”，更不是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念，而是从各自私利出发完成了一桩交易罢了。

高官厚禄也好，荣华富贵亦罢，皇帝手中多的是。不过，皇帝富有四海，但四海并不是他创造的，更不是他家的私有财产。诸侯的封邑，这被封的土地是祖宗留下的，人口则是自然繁衍,与皇帝无关。就是官位，也不是皇家的私有财产，而是公共资源，设置它的初衷和目的，是服务天下百姓的，而不是也不能用来作交易或当奖品的。毫无疑问，这是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或者叫乱政。

其二，与传统的中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礼记》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 原臣》）很显然，以交易为核心的驭人术，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文明元素，故这种腐朽的东西，未来民主法治社会必然彻底抛弃。

其三，也不一定有效。仍以李世勣为例。唐太宗对他十分看重和信任，贞观十七年(643年)的一天，李得了暴病，药方云：“胡须烧成灰可治疗。”太宗听说后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感动得李世勣连连磕头哭谢，直至额头出血。一次李世勣侍奉太宗饮宴，太宗对他说：“朕一心想找一个可以托孤的大臣，没有人能超过你的。”李流泪辞谢，咬破指头沾血为誓，也喝得酩酊大醉，太宗解下身上的龙袍给他披上。(卷197)唐太宗最担心死后李治守不住江山使李唐改姓，故才期待这位名臣保驾护航。李世民死后，李世勣成为四位顾命大臣之一，然而，正是他在关键时候“放水”，才导致李唐易姓变为武周。李治登基后的第六年，野心勃勃的武则天向皇后发起了猛烈冲击，但遭到另一顾命大臣褚遂良的拼死反对。武则天能不能当上皇后，此刻李治还没有把握，于是征求李世勣的意见，谁知他轻描淡写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卷199)次年十一月，李世勣按照高宗的旨意携带印玺册封武则天为皇后，百官于肃义门朝拜新后。(卷200)武则天完成了她篡夺李唐最高权力前的重要一步。可见李世勣对李唐哪有半点忠心！其实，这是个普遍现象，秦始皇对赵高有恩，唐玄宗对安禄山，唐昭宗对朱温，都曾给予高官厚禄，但最后不但没有换来他们的忠心，而且都成了本朝的掘墓人。为什么？“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因为他们的“交易”，本质上仍是以利、势相交，没有崇高、文明的价值观作基础，最后倾塌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