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法政学堂同窗好友郁嶷眼中，李大钊“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生于燕赵大地的李大钊实属“慷慨悲歌士”（黄遵宪语）。家乡直隶省永平府的五峰山为李大钊自幼神往的“昕夕遥见之碣石”，其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性作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创作于此。留日前夕，李大钊再游此山，却目击昌黎车站日本驻屯军枪杀5名中国警察，忿然写下《游碣石山记》，“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赴日邮轮途经爆发甲午海战的海面，顿感海水“怒潮哀咽”，哀戚“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

就读早稻田大学第一学年，李大钊却再遇国耻。1915年1月18日，驻华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递交大隈重信内阁秘密炮制的“二十一条”，旨在侵吞山东。2月11日下午，3000余名“羁身异域，回望神州，仰天悲愤”的留日中国学子聚集于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驻地，群情激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提出五条办法，其一为发布印刷物警告父老，委托李大钊起草。代表“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应有破釜沉舟之决心”的留日中国学子，李大钊泣血急就《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与《警告全国父老书》，称日本此举乃“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而“作瓜分中国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此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蟊贼，于中国为吾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雠”，继而誓言：“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拳拳爱国之心，可鉴日月。

但袁世凯政权依然违背民意，冒遗臭万年之大不韪，于5月9日批准“二十一条”。李大钊随即编撰《国耻纪念录》并泣书《国民之薪胆》，呼吁同胞“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身为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大钊决然严拒“二十一条”鼓吹者浮田和民开设的国家学原理和近代政治史，以及袁世凯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开设的国法学，并撰写《国情》予以批判。课余间，李大钊走进位于九段公园靖国神社附近的游就馆，目睹陈列的侵华“战利品”而伤怀欲绝：“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痛心，既愤忿“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更悲叹“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果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称帝，“一夫终窃国”，内忧外患交织。李大钊内心难以安置课桌，1916年初由横滨返沪，投身反袁斗争。立于船舷，李大钊凛然吟诗明志：“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而之前，在送别留日同人回国的小聚上，李大钊所吟口占一绝，足以展示其由大哀而宏愿：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高筑神州风雨楼，只因李大钊坚信“天道未改，种姓犹存”。怀忧国忧民之心的李大钊遂“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立志，力挽“神州陆沉”，慷慨悲歌，“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谨以此文纪念九一八事变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