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义乌土生土长的人，骨子里会打上一些乡土的深深印记。这些印记，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多随风飘散，也有的会时不时地在梦里梦外探出头来诉说。吃“麦壳饼”就是一个老人脑海中偶尔翻起的往事。

佛堂一带农家，除了每年必种糖梗、花生等经济作物外，水稻、小麦等是主粮作物，而小麦因可制作多种花色的主食或副食而受到村妇的喜爱。

在“糠瓜菜代粮”的艰苦年代，一般农家农闲时都过起“两干一稀”甚至“两稀一干”的生活，即一日三餐中，只能一餐或两餐吃饭，而一餐或两餐吃“水货”。这时的饭，不一定全白米饭，可能是大麦米加大米，或玉米掺大米，也许是小米掺大米，还可在杂米饭里掺进荠菜和苦麻菜等，要看各家的条件与安排了；在干饭类饭食中，会有一些副食，其中最方便做的就是“麦壳饼”了。

“麦壳饼”，一般人家是用第二次磨出的麦皮粉做的。那年代，较富裕农家有石磨，或几户人家共用石磨。小麦第一次磨制后，过筛的粉叫上白粉。过筛后的麦皮第二次磨后的叫二道粉，放点盐或咸菜可做“麦壳饼”。

做好的饼贴在煮饭的锅沿，饭煮好了，“麦壳饼”也熟了，省时省料，但口感一般。考究一点，用第一次磨的上白粉做饼，那是较高级了。

第一次过筛后的麦皮，第二次磨制后，又过筛，二道粉可掺入上白粉做麦鳅，就是人工切面，义乌人当今仍有做。

深秋时节，杨宅人挤空档去几十里外的盘塘坑太公山砍柴，条件好点人家会带蛋炒饭，大多人家都带杂饭，有时加两只“麦壳饼”或“扑扑馃”（如北方人的窝窝头）。因为上高山砍柴要轻装上阵，连茶水都放山脚下，而“麦壳饼”便于随身携带。在山上砍累了，坐着小憩，清新的山风佐几口“麦壳饼”还是颇有兴味的。再说“麦壳饼”比米饭、杂饭要耐饥一些。如果饼里掺进一点红糖、枣泥或霉干菜、咸菜等，那可算是上乘食物了。

记得1953年秋，金华二中校舍未建好，来自金华八县的初中六个班新生计300人，名义上是寄读义乌廿三里江南中学，实际上师生们单独在廿三里镇北三里许的丁店和陶店祠堂里读书。我们近半男生基本上吃住在丁店祠堂，一大半师生吃住在陶店祠堂。

国庆节放假两天，第一天天蒙蒙亮就回家。我家杨宅村离丁店和陶店很远，到家已午后了，第二天吃过中餐就得回校。妈妈怕我吃不上晚餐，就给我做了六只大“麦壳饼”。这锅“麦壳饼”，妈妈下料特精，全用头磨的上白粉，麦饼里还糅进一些油炒的腌菜，又加了点发酵粉，口感松软可口，是上等特制的“麦壳饼”。那时没有塑料袋，妈妈早准备好一种防油的蜡纸，把六只“麦壳饼”全包好装进飞机袋，让我带学校去。爸爸又特地去地里刨了几根糖梗，把头和根截去，让我带中段。

吃好中餐，妈妈催我早点回校。她是小脚，像扭秧歌一样走在村道上，把我送出村，站在山背看我北去。我一步三回头，泪眼模糊，直到她的身影陷入和溪岭头的灌木丛中。

回到丁店祠堂，天正暗下来。绝大多数同学都已回校，老师说当夜继续放假。只见祠堂里有个教室汽灯特亮，桌子上像展览会似的摆着同学们从各地带来的“回头货”：金华市的同学带来甜的、辣的各种酥饼；诸暨同学带来多种番薯片；东阳同学带来薄薄的玉米饼；义乌同学多带花生、糖梗……我的同桌看好我的“麦壳饼”，拿到厨房将每只饼一切为八（块）后，拿到教室去了。

老师说当晚延至10点熄灯，教室像开联欢会一样热闹，直至9点半才收场打扫。桌子上的东西吃了一大半，老师叫把剩余东西各人拿走。我的“麦壳饼”却已不见踪影，十分抢手。虽然我没有尝到妈妈特制“麦壳饼”的风味，但尝到了不少从未吃到过的食品，如浦江的葡萄、诸暨的炒芝麻番薯片……

国庆零食交流晚会结束了，各地的风味零食成了大家的谈资。有人就来问我“麦壳饼”怎么做得那么好吃，我就把妈妈做的那一套贩卖给发问的同学。那次的“麦壳饼”我虽然没吃到，但它带来的快乐与母亲站在山背上的身影，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