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议题，公共卫生为重中之重，此乃疫情防控常态化使然。疫情防控能够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厥功至伟。其奠基者颜福庆便在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言献策。

1928年11月7日，美国《密勒氏评论》的“中华名人录”专栏隆重推介颜福庆，强调其对公共卫生与慈善事业所做贡献。是年，我国中央政府首次设立卫生部，举国家行政之力建设“能为人人服务”的“公医制”。这位耶鲁医学博士擘画的公共卫生梦想得以成真。

出身沪上牧师家庭的颜福庆虽自幼接受西式精英教育，却心怀人民情怀，“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视医生为“福人的职业”。对于职业自觉，身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的颜福庆在1931年3月6日给沪江大学医预生所作的演讲《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中阐发得淋漓尽致。耶鲁毕业第二年，颜福庆便奔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为金矿华工医治钩虫病与矽肺病。1911年春，当东北鼠疫沿京汉铁路向南蔓延，颜福庆临危受命赶赴汉口指挥防疫，成立京汉铁路卫生服务部，在沿途各火车站与各公路道口设置监视员与稽查员。

颜福庆与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前身）授予“鼠疫斗士”荣誉称号的伍连德并肩抗疫，亦携手创建中华医学会，分别出任会长与书记，由此终结中国西医的洋人时代，力求“与欧美并驾齐驱”。该会第二十三届会长就是钟南山。

创建中华医学会之际，颜福庆的身份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创校校长。该校堪与协和比肩。而就在协和医院，孙中山把绝笔书“学成致用”赠予湘雅学子，极致演绎“北协和，南湘雅”之誉。

校名中的“雅”即耶鲁毕业生在华设立的雅礼会。因该会带有基督教背景，湘雅难免仰人鼻息。发展中国医学教育，必须让“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并“任我国人独办之”。时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遂于1927年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前身），1932年使医学院脱离国立中央大学，组建国立上海医学院，并誓言，培育的医师“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绝不“自造庸医，遗患社会”。国立上海医学院果然不啻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摇篮。

正谊明道，颜福庆1934年6月把这四个字确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校训，并要求所有毕业生必须庄严宣誓：“余誓以至诚，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守医师戒条，终生不渝，并力求深造，克尽厥职，谨此宣誓。”身为一校之长，颜福庆身体力行，即便古稀之年，依然率师生，辗转于长三角，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哼唱着校歌，一代代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友书写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壮丽篇章。

正谊明道，出自“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谊即义。扶正义、弘大道者仁，而医者仁心。从颜福庆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拓荒，到新时代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百年公共卫生一以贯之的无非四字：正谊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