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商君列传》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诺诺，即连声附和、唯唯诺诺、曲意逢迎。谔谔，即正色直言、坦率谏诤。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味顺从附和的千百人，比不上一位敢于讲真话、提异议的志士。

为何诺诺者多？一是他们没有独立思想，不善思考，唯有随大流，从众见。二是他们怕得罪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明哲保身。三是诺诺有好处，附和上峰，取悦领导，能得到信任，受到提拔重用。北宋宰相王珪，上朝奏事只言取圣旨；皇帝裁决之后，便称领圣旨；退朝转告百官，仅道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却能身居宰辅十六年。所以，单位、部门、朝堂，常常诺诺者居多，而谔谔者鲜见。

为何谔谔者少？首先是有见地、头脑清醒、拒绝盲从、能独立思考者少之又少，许多人即使想“谔谔”也不知道该说点啥。其次是不讨好，不合时宜，本是一片忠心，却被当成反骨。大观园里的焦大，因揭露了贾府里的黑暗现象，提出要居安思危，被塞了一嘴马粪。再次是有较大风险。李陵出事了，皇帝要杀他全家，众大臣一片诺诺之声，唯独司马迁发表不同意见，结果被处以宫刑，生不如死。

中世纪的欧洲，当大家都在对“地心说”表示尊崇而“诺诺”时，思想家布鲁诺力排众议，发出“谔谔”之声，提出“宇宙无限、没有边界，不存在唯一宇宙中心”的鲜明观点。因而，他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再次说明，“谔谔”的珍贵与危险。没有坚定意志与充分的牺牲准备，无法跻身“谔谔”者的行列。

揆诸史册，“谔谔”虽然代价很大，但世代不乏其人，总有人挺身而出。屈原是楚国的“谔谔者”，早就看穿秦国的虎狼之心，多次给楚王上表示警；伍子胥是吴国的“谔谔者”，屡屡提醒要警惕宿敌越国的卷土重来。清朝末年，朝野仍多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诺诺”声中，郑观应写出《盛世危言》，提醒国人，列强环伺，狼子野心，要居安思危，警惕亡国灭族的危险。

那些“谔谔”者，发声可能有些刺激难听，姿态未必那么优雅，但意义却很大，往往可以起到救命济世、化险为夷作用。因而，善待他们，不仅是宽容敦厚的待人之术，更是机敏睿智的自保之道。退一万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干出给“谔谔”者塞一嘴马粪的事。

敏感、机警、大胆、无畏，是那些“谔谔”者的典型特征。他们不被酒精麻痹，不受美色诱惑，不被杂音干扰，历朝历代、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人。譬如，经济学家要在经济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时，发现潜在危机，发出警惕“泡沫”的“谔谔”之声；煤矿要有人早早闻到瓦斯味而“谔谔”，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大学要有人及时发现哪些专业规模已超出社会需求，要及时“谔谔”、刹车，调整专业设置；厂家要有人率先察觉哪些商品已严重过剩而“谔谔”，及时转产适销对路商品；军人要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诺诺”声里发出“谔谔”之声，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回击入侵者。

古今中外，时时处处，“诺诺”者常似大路货般存在，“谔谔”者却如人中龙凤般稀有。事实证明，在有些关键时刻，“谔谔”都比“诺诺”更有醒世价值、更有警示意义，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