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唐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早年参加瓦岗起义，后归降唐朝，曾辅佐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受到唐太宗重用，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侍中等职。他以敢向太宗直言进谏著称，不少谏言被唐太宗采纳。他曾对唐太宗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魏征这番话，道出了进言纳谏的深层逻辑。

事实确实如此。当年，唐太宗设立谏官制度，允许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此可谓“使言”；他对魏征“十渐”之疏虽有不悦，但仍然采纳，此可谓“受言”。贞观年间，谏议大夫王珪也常向太宗进谏，太宗对他说：“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这里，“使言”为表，体现君主主动敞开言路的姿态；“受言”为里，要求君主以包容之心接纳谏言，包括逆耳之言。“使言”与“受言”同频共振，也就有了魏征、王珪那样的“敢言”。

其实，人有一张嘴，总是要说话、发言的。但若使言与受言的通道堵塞，敢言便可能走向异化——或成为变相的抵触，或化作变味的嘲讽。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的清议被禁，士人转而以隐语、歌谣表达心声，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廉孝，父别居”，正是以戏谑之语讽喻举荐制度的弊端。宋代乌台诗案后，苏轼在诗文里委婉寄意，用《卜算子》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曲折表达心中的幽愤之意。事实表明，只有掌权者虚怀若谷、进言者直抒己见，文明的清流才能汇成澎湃的江河。每一句真诚的进言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倾听的耳朵去容纳，恰如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蕊都需要一束温暖和煦的阳光去照射。

使言、受言、敢言，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进言纳谏的双向互动和循环体系。其中，使言是前提，受言是核心，敢言是关键。使言催生进言之泉，受言引发诤言之浪，敢言汇成清新之流。使言为先，无论是团队管理还是社会治理，主动使言才能听见真实声音、发现潜在问题。倘若领导不使言，不引导鼓励大家踊跃发声，言路就会闭塞，问题就会隐藏，小患或会酿成大祸。受言为要，如果光使言而不受言，或者表面上热情使言，欢迎大家进言献策，实际上却拒不接受，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甚至伺机打击报复，那么，再畅通无阻的言路、再切中肯綮的建议，也是徒劳无用的。敢言为贵，有了掌权者的使言和受言，进言者自然会越来越多，言路必然会越来越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会成为常态，清风正气就会充盈其间。

使言、受言、敢言的底层逻辑，在当代更加闪现出智慧与和谐的光芒。今天，我们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就是新时代的“使言”——通过广泛联系群众，倾听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声音。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认真采纳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就是新时代的“受言”——面对群众的呼声、专家的建议、媒体的监督，报以闻过则喜、兼听则明的态度，并将其转化为改进工作、推进事业发展的动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干部群众勇于发表意见，就是新时代的“敢言”——在民主讨论中直言不讳，在建设发展中建言献策。从群众参与调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到编制五年规划的广泛征求意见，使言、受言、敢言的链条越顺畅，国家治理的根基就越牢固。

形成使言、受言、敢言良性互动和畅通无阻的局面，需要当事者双向奔赴、共同努力，一方付出真诚之心，一方发出肺腑之言。只要领导者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格局，主动使言、虚心受言，进言者具有刚正不阿的责任和担当，秉公直言、大胆进言，就能够造就畅所欲言、琴瑟和鸣的优良生态，从而促进一个单位乃至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