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范士会，史称范武子。他在晋国历经五位国君，担任过中军将和太傅，地位非常高，‌‌品德和能力都很受后人推崇。

据《‌国语·晋语》记载，范武子退休后的一天，见儿子范文子很晚才回家，就问儿子原因。儿子回答，秦国来了个客人在朝廷上出谜语，大夫们都答不上来，我答对了三个。范武子听了，愤怒地说，大夫们并非答不上来，而是让机会给长辈。你个毛头小子，在朝廷上三次抢风头，我在晋国待不下去了。

范武子一语惊醒梦中人，儿子再也不敢争强好胜了。后来，范文子带兵打仗凯旋，最后一个入城。

回家后，范武子劈头便问，你不知我盼你早归吗？怎么最后才到。儿子说，这次打了胜仗，国人们齐来欢迎。我若抢先入城，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就抢了主帅的风头，所以不敢。

范武子听罢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咱家不会遭祸了。范武子所以如此低调，是因为晋国时局震荡不已，稍有不慎，就会落败，大意不得。

遇事不争，谦和忍让，历来被视为君子的襟怀。因此在古籍特别是名人轶事中，忍者的故事广为传颂，并有辑录“劝忍百箴”的《忍经》行世。我们所熟知的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张英与六尺巷的故事，都是“忍一时海阔天空，让三分云淡风轻”的经典。但若把这种待人处事的方式，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推而广之，拿来要求所有的人，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一种高贵的德行，是可以经得起这么极端滥用而不出事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如此，中国宋明以降的礼教也是如此。柏拉图曾说过，至善是艰难无比的，因为美好的东西总是在“路的末端”才显现出来。对普通百姓而言，由于人生成本使然，不仅忍耐不起，而且也难以效法。

如果说范士会教子不争风还有合理成分，那么，唐代宰相娄师德教弟弟“唾面自干”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了。

话说武周时期，宰相娄师德之弟授为代州刺史后来向兄长辞行，娄师德教导他遇事要忍耐。他回答说，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把它擦干就是了。娄师德说，这还不行。你自己擦了，有迁怒于人之嫌，你应该笑脸承受，等它自干。

娄师德担心荣宠过盛会遭人嫉妒，有必要谦恭、低调，但忍让到丧失尊严的地步，就有些过分了。

孔子主张“君子矜而不争”“小不忍则乱大谋”，但也曾发出过严肃的反问：“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见，在忍和争这个问题上，不应一律而论，而应区别对待。就是说，容忍是有理性、有原则的宽宏，超越了这个底线，就偏离了容忍的初衷和本意，使社会价值取向和伦理架构发生扭曲。对恶行见怪不怪，犯而不校，轻一点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重一点说就是姑息养奸，养痈遗患，会给社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或者说，有原则地容忍无心之失是美德，无原则地纵容有心之过便是缺德，甚至是作恶。

古人云，“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这话没错，问题是“有所忍”并非“忍所有”。忍是权宜之计，并非忍无可忍还要忍。上升到君子人格层面的忍而不争，不单纯是与人为善的宽厚、为人称道的谦让，而是一种器识、器度、器量，反映的是顾大局不计恩怨、识时务通权达变、晓情理宽以待人以及讲正气明辨是非的胸襟和智慧。

古人又云：“君子亦有争乎？见利争让，闻义争为，过错争认，不善争改。取之以正，争之以诚，君子之争，不亦宜乎？”就是说，“君子矜而不争”与“君子和而不同”并不矛盾，执其一端就会陷入片面。关键要厘清哪些场合当忍、哪种情形该争，进而明确怎样一个忍法、如何一个争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为相，执政理念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但这并不妨碍私交。朝堂上据理力争，不因情废义；生活中与人为善，不悖公徇私。特别是在政治生涯起伏不定的境遇中，彼此赏识，互相敬重，上台者不踩下台人，下台者不损上台人，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人世间需要争执的事，通常是为了申辩自己正确抑或无辜。有时候，有些事，有些场合，可以不争，不争也是一种态度，让时间与事实说话；有时候，有些事，有些场合，必须得争，不争就会丧失原则和尊严。所以说，大直若屈，当忍则忍；大公至正，该争得争。该让的要心平气和，不让就会失格；该争的要理直气壮，不争就会失节。“忍”的修养固然重要，“争”的涵养也不可缺少。要在分清可争与不可争基础上，争得情通理顺，让人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