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中腹地，乌伤故壤。仔细聆听，群山逶迤之间，隐藏着千年不绝的蹄声与足迹。在义乌，哪怕历经千年，古驿道依然如血脉般贯穿这片土地。自商周“驲传”制度至明清急递铺的完善，义乌始终与驿道、行旅、马帮紧密相连。
古道如弦，驿站如珠，拨动的是政令军情的急迫，奏响的是商旅往来的繁华。让我们循着义乌古道上的点点蹄痕，探寻浙中驿道的历史脉络，聆听穿越时空的马蹄声声。
驿传千年：从“行夫”到“急递铺”
在中国古代，信息的传递如同国家的血脉，其发展演变与国运紧密相连。在《义乌驿传、快递发展史略》一文中，义乌文史专家傅健梳理了义乌古道驿传制度发展至今的完整脉络。据傅健考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已出现类似快递的“驲传制度”：乘车传递叫“驲”或“传”，乘马传递叫“递”或“驿”。西周时，政府专门设置主管邮驿、物流的官员“行夫”，要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那时，近距离靠单骑，长距离靠接力，“驿站”由此诞生。
汉代沿袭了秦代“五里一邮，十里一亭”的规定。义乌西部的夏演，历史上便有邮亭，并驻有使节，“邮亭驻节”还被列入“梅溪八景”之一。明朝宋濂为此景赋诗：“日斜官舍一倚骖，满地花阴酒半酣。衣惹御香来阙下，口喷天语出江南。”方孝孺亦以《邮亭驻节》诗句佐证：“官亭当未道，星使日边来。”这些诗作生动描绘了使节驻驿、车马往来的景象。
宋代驿传制度更趋完备，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由铺卒传递文书。据沈括《梦溪笔谈》：“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远，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傅健介绍，宋朝还设立了“急递铺”。“急递”的马脖子皆配铜铃，疾驰时警示路人，若不避让后果自负。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绘有“急递铺”的生动场景。
元代在义乌设龙祈驿，《嘉庆义乌县志》记载：“龙祈驿：县北五十五里，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佥龙祈站创置。”到了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龙祈山设立龙祈乡巡检司，并被载入国史。至清代，龙祈山设龙祈镇，为义乌之首镇，“镇四：龙祈、苏溪、佛堂、廿三里”。
明初朱元璋为加强统治，在州县普遍置急递铺，设铺兵、铺卒走递公文。洪武元年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义乌悉遵规例：县治南二十步为县前铺（总铺），往西十里为安福铺，再十里翁村铺，再十里义亭铺，再十里航慈铺，再十里金华棠梨铺。航慈铺规定“每一昼夜以行三百里为程限，弗敢稽迟”。傅健认为，急递铺的广泛设立，不仅加快了政令传送，而且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交叉重合，必然促进商业贸易与经济文化交流。
明中叶后，因公差频繁、官吏玩忽职守，要紧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路传递，不少急递铺形同虚设，有的并入驿站。清朝乾嘉时期，义乌急递铺总铺仍在县治南二十步，分别往东、西和东北方向共设九铺，配铺兵三十四名，延续着古老的信息传递使命。
从商周“行夫”到明清“急递铺”，中国驿传历经三千余年演变，既保证了政令畅通，也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支撑。
蹄声印记：古道上的“马”迹寻踪
马，是古代驿传的生命线。乘马传递曰“驿”，在义乌的历史地理中，与“马”“驿”相关的地名与传说，至今仍在诉说着古道上车马络绎不绝的昔日繁忙。
据傅健介绍，大陈镇马畈村，其村名便与养马密切相关。据相关史料记载，邵氏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迁居至此。其时，村北“善坑铺”驿站（今善坑村）驻有铺兵、养有驿马，邵氏祖先帮人牧马为生，“养有群马在此”，村名由此得来。距善坑不远有芦寨，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其“旧为戍守处”。至此，关隘（善坑）、兵营（芦寨）与养马处（马畈）三者合一，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与驿传体系，见证着古代交通与战略的密切关联。
义乌境内驿站林立，马迹处处可寻。傅健告诉记者，城西街道桥头村，也流传着“还金亭”的佳话。相传某日傍晚，一商人行经桥头，歇息后将装有金银的褡裢遗忘路旁——彼时商人行旅，多将财物搭于马背。老农拾得后守候至深夜，失主返回寻找，老农原物奉还，坚不受酬亦不留名。后人感其高义，建“还金亭”以彰此风。亭虽历经沧桑，但至今犹存，成为古道上行旅互助的无声见证。
据傅健介绍，唐代发生在义乌双柏驿的“崔智韬逐化虎之妇”的故事，更是离奇。崔智韬宿双柏驿，遇一妇枕虎皮而寝，窃其皮投井中，妇乃从之。后崔登第赴官，偶语及此事，妇夜半取虎皮蒙之成虎，食三子而去。崔仗剑追至鸡鸣山，鸡鸣不见虎踪，山因此得名。此故事与同书中的“邬涛”故事，共同构成了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画皮”的原型。
南宋诗人陆游于淳熙六年（1179年）入闽赴任，途经绣川驿，赋诗抒怀：“绣川池阁记曾游，落日栏边特地愁。白首即今行万里，淡烟依旧送孤舟。”傅健表示，诗中“孤舟”暗指义乌江航运，“白首行万里”正是古道行旅的沧桑写照。明代义乌知县熊人霖亦在《东江渡春》中写道：“村庄帖就栖双燕，驿使书来见一花”，可见东江桥头也是驿使来往的繁忙之处。
蹄声已远，印记犹存。从马畈牧马到绣川驿诗，从还金亭义举到鸡鸣山传说，这些与“马”相关的地名与故事，不仅镌刻着古代驿传的脉络，更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为古道上的文化记忆。
行旅图景：古道上的车马与人文
旧时官道，既是政令传递的通道，亦是商旅往来、人文交流的动脉。清朝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描绘官道景象：“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柳荫下卖茶、卖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憩，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逸之趣。”傅健感慨地表示，这“远行中的闲逸”，正是古道上最动人的意境。
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大臣楼钥经义乌善坑，在《北行日录》中留下墨迹：“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复止，行二十二里，饭罗岭，下篆坑（今善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义井、夏店，过牌头十里。”寥寥数语，笔下没有壮怀激烈，只有沿途的饭铺与驿站，平淡中透着赶路人特有的节奏。
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赴闽任职，途经义乌芦寨（文中作奴寨），感慨万千，写下《行牌头奴寨之间皆建炎末避贼所经也》：“今朝霜薄风气和，霁色满野行人多……四十余年万事改，惟有青嶂高嵯峨。”次日晨起，又作《早发奴寨》诗句：“丈夫虽有四方志，客子终悲千里行。”两诗既是行旅实录，更是命运沉浮的叹息。
然而，古道并非只有羁旅诗情。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南下，善溪何氏父子倾尽家财，率乡民于义乌善坑岭筑栅抗敌，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难。明廷褒其忠勇，敕封官职，并于殉难处建旌忠亭，可惜该亭毁于动乱，2005年又由何氏后裔重建，亭中“致身报国”四字，至今仍在风中伫立。
元末明初，善坑岭再成兵家必争之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部由此南攻，终为朱文忠所败。《嘉庆义乌县志》称此地“一夫当关，万夫莫过”，足见其险。
民国五年（1916年），义乌县前街设立邮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浙赣铁路通车，8月，杭州—兰溪段火车开始带运邮件，义乌邮局及义亭村柜进、出邮件交火车运送，义乌铁路通邮。改革开放后，诸暨安华至义乌楂林修通公路，善坑岭的大段被削去建造了公路。而今S217省道穿岭而过，双向四车道，昔日崇山峻岭，终成坦途。
铁路、公路渐兴，古驿道悄然退场。
回望千年，从商周“驲传”到今日快递，从驿马疾驰到高速飞驰，义乌始终是浙中交通枢纽。古道上的蹄痕已淡，但那些与“马”相关的地标、驿使奔忙的身影、行旅者的故事，仍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交通记忆。古人心里那份对时效的追求、对责任的坚守，穿越岁月，至今生生不息。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