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有一种智慧，它不言而明，不争而胜，以退为进，左右逢源，不犯颜直谏而达意，姑且称为“贾诩式智慧”。

曹操曾私下询问属下选谁为接班人，崔琰公开支持曹丕：“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操是法家思想的拥趸，崔琰依据春秋大义，不惜将曹操苦心策划的秘密公开化。出于政局稳定考虑，曹操没有立即处置崔琰，但这笔账终究会算的。

同样是支持曹丕，贾诩的表态就高明得多。曹操屏退左右垂询贾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曹操询问立谁为嗣，贾诩故作沉思不回答，曹操责问时，他却顾左右而言他，说在思考袁绍和刘表父子的故事。专制时代选接班人，是头等要事，君主们莫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依据礼制，立嫡以长，顺序继承。贾诩实际上在提醒曹操：废长立幼，容易引起政局动荡，不要轻易冒险，因为殷鉴不远，袁绍与刘表都是因为废长立幼，导致覆宗灭国。

贾诩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实则翻江倒海。他深知曹操的顾虑与了然谏言的后果，所以他不明确表示支持谁，而是在维护江山社稷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表忠心，在不露声色的表态中将选择权交还上司。崔琰不能像贾诩那样看破不说破，自然在劫难逃。

《宋史·寇准传》同样有一段故事堪称经典，是否效法贾诩，也许只有寇准本人知道。宋太宗咨询哪个皇子可以承继大统，寇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宋太宗低头做沉思状，再问：“襄王可乎？”谨慎的寇准仍然不作正面回应，只是说：“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于是襄王赵恒被立为太子。此后发生了一件可能让事态反转的插曲。赵恒祭拜宗庙后，在回宫路上被围观，百姓纷纷称赞“少年天子也”。儿子得宠，老子不高兴了，酸溜溜地对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对于老皇帝吃醋，寇准早有应对之策，当即向皇上拜贺：“此社稷之福也。”回到后宫，宋太祖把此事讲给后妃们听，大家都来贺喜，老皇帝更高兴了，邀请寇准一起饮酒，君臣尽兴，酩酊大醉。寇准巧妙化解了当朝皇帝对太子的猜忌，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

杨荣是明初政治家，深受明成祖朱棣常识，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最擅长隐藏锋芒，维护君主权威。他说：“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同时举例阐述：陪皇上读《千字文》时，皇上读“天地玄红”，这时就不能立刻指正。因为怎么知道皇上不是在故意试探我呢？又怎能确定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万一“玄黄”真可以念作“玄红”呢？贸然说出来并没有好处。等皇上重复提到两三次，或者主动询问时，再这样回应：臣小时候读《千字文》，书上写的是“天地玄黄”，但不知是否该这样读？杨荣是进士，也是文学家，怎能不知道“天地玄红”是错的，但为了避免与君主冲突，不惜装傻，以退为进。

贾诩闷声不语，胜过千言万语；寇准不正面回答，定下未来天子；杨荣假装糊涂，成就五朝元老。无论是贾诩、寇准还是杨荣，当他们面对最高当权者时，何等小心谨慎，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真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当顶级的政治家们把政治智慧用于揣测上意的时候，贾诩式的智慧必然大行其道，真是既可爱又可悲。可爱的是他们与最高决策者斗法时表现出来的老谋深算与言语策略，可悲的是他们对权力低眉顺眼的服从。专制之下，下属的智慧不能取直线、走捷径发挥效用，而是得绕着弯子起作用，看似浪费，却是保命之所需，也是一种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