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提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四百年后，唐太宗在询问魏征时，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此言强调了“兼听”的重要性和“偏信”的危害性，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立身处世的千古箴言。

“兼听”指多方面听取意见，“明”即明智。的确，多方面听取意见能使人清醒，如《尚书》所言“好问则裕”。当我们耳听八方，让各种意见汇集，进行交流碰撞，就会接近问题本质和事情真相，找到破迷局、开新局的关键钥匙。历史上有许多因“兼听”而走向成功的典型。齐威王悬赏纳谏，“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集思广益，推动了政治清明，使齐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唐太宗广开言路，成为一代明君，造就了“贞观之治”。反之，偏信一方，则会导致昏聩，顾此失彼。《吕氏春秋》记载：在战事频仍的春秋时期，邾国大夫公息忌为提升军队装备，向国君建议更改战袍原料，用更结实的丝绳布替代原来的帛料。国君采纳后，公息忌率先垂范，动员家人搓制丝绳，然而却遭人诋毁。国君偏听谗言，废除新政。这样不利于增强战袍的防护性能，影响军队战斗力，导致在与其他国家的斗争中处于劣势。

不过，也应该看到，也有很多事例证明，单纯的“兼听”并不一定能带来“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虽广泛听取谋士建议，却因骄傲轻敌‌，未能明察真伪，导致大败。先是相信蒋干带来的假情报，自毁水军根基；又轻信庞统的“连环计”，铁索连船，程昱、荀攸提出的可能引发的火攻警告，他置若罔闻；最后对黄盖的诈降说辞毫无防备，终于溃不成军。明末崇祯帝朱由检也注重纳谏，经常召集大臣议事，但对大臣的进言常常半信半疑，无法在纷纭众说中做出明智的决策，最终未能挽救国灭的命运。可见，‌“兼听”的广度并不等于洞察的深度‌，若缺乏甄别真假、把握关键的判断力，纵使广开言路，也会“兼听而暗”。

如今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十分便捷，没有了时空的隔阂，如浪潮汹涌，泥沙俱下。在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混杂着不少虚假成分，容易混淆认知。同时，平台基于大数据推送的信息，往往是用户所偏好的领域，容易让人陷入“回声室”和“信息茧房”之中，接纳的是相对狭隘的信息。有的单位完全依赖网络征求民意或搞满意度测评，只将收集虚拟空间的意见理解为“兼听”，而不到现场看实情、察民意、听呼声。这种“兼听”，貌似信息量很大，其实极易导致偏听偏信。有的基层单位，承受着多方面“信息轰炸”“信息泛滥”——有上级部门的指示，有业务系统的指导，有协作单位的请求。如果“兼听”后均照办，不仅疲于应付，而且一件也难以落实好，最终流于形式主义。

真正的兼听智慧，应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沉下心。沉下去才能听到基层之声，静下心来才会听出话中深意和弦外之音。二是细加工。对听到的声音，获得的信息，不盲目接受，而是认真分析、交换、比较，既去伪存真，又分出轻重缓急。三是明决断。在精细加工的基础上，排除信息干扰、感情纠葛、私利缠绕，依法依规做出科学决策并付诸实施。四是勤检验。决策是否正确，目的是否达到，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还是要再兼听各方反映，再决定是调整还是坚持。

兼听是认知的起点，廓清信息迷雾，需要的是理性思考。唯有在多元声音中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方能立于信息最高层，不畏浮云遮望眼，做到认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