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艺创作目的而言，虽然由于作者内外因个体差异，不可能强求一律；但就作品传播愿景来看，恐怕没有人会拒绝自己的作品传世。

没有传播，肯定不会有传世。藏族恢宏经典《格萨尔王传》，在长期创作和流传演进中，借助口耳相传传播方式，不仅使史诗愈加入心传世，而且于传承中日臻完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说唱”等经典，传世轨迹大同小异。

传播乃传世必要前提，传世未必是传播的结果。传播的只是作品，传世的才是经典。有了传播，未必会有传世；传播与传世也未必成正比，相反，有时二者恰成反比。赫尔岑年轻时在一次宴会上，被轻佻音乐高分贝噪声吵得不胜其烦，无奈之下以捂耳肢体语言表达抗议。主人见状连忙解释：“演奏的是流行音乐。”赫尔岑不以为然地反诘：“流行音乐就一定美好吗？”主人诧异不服地反问：“不好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赫尔岑反唇相讥：“如果流行的都是好东西，那么流感也是好东西喽！”现实是，互联网催生“娱乐至死”时代加速演进，尤其是智能手机短视频等即时传播方式横空出世，传播流行与传世经典生成之间，确已渐行渐远。

传播与传世成反比，当然不能“不会睡觉怪床歪”，将板子全打到传播方式上，而理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对传播与传世成反比理性归因，无外二者。一者，自说自话没有读者，传播自然失效。再者，“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时下，某些自媒体悖兴与传统审美阳痿，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不少大V为博眼球赚银两，无所不用其极地蹭热点，赚流量，带节奏，用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判断，用立场站队僭越是非曲直，不时危言耸听以主观情绪代替客观事实，甚至不惮对非本专业话题大放厥词。此类大V打着“高大上”旗号蛊惑人心扰乱视听，动辄或抛“阴谋论”煽动大众，或拿“吓尿体”“哭晕体”“跪求体”打鸡血，或做民粹生意收割“智商税”……可悲的是，他们自鸣得意的传播“红利”愈多，却离梦寐以求的“立言”传世愈远。

传播与传世成反比，还与传播环境相关。萧伯纳就曾洞若观火：“所有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谬论。”确实如此。司汤达代表作《红与黑》，首版于1830年。与其经典成色形成云泥反差的是，小说发表后，传播却因人为设阻而异常“骨感”。此著前两版只印了800册，即便仰仗巴尔扎克推荐加持，也仅卖掉1200册。雪上加霜的是，《红与黑》还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不无讽刺的是，诚如司汤达本人预言：“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红与黑》发表100多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与其际遇相仿，《西线无战事》《孙子兵法》《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也曾同罹无端被禁厄运，劳伦斯名著更是占“世界十大禁书”三席。殊途同归的是，虽然外力掣肘阻遏了经典传播，但历史老人是公正的，从未剥夺过经典传世不朽的公正待遇。

传世“内容为王”，经典才会传世。所谓经典，是经过历史沉淀出来的，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最臻完美的作品。比如，《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丛书是经典，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代十大名曲是经典，毕加索、达·芬奇、罗丹、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们的代表作是经典，《乱世佳人》《马路天使》等传世电影是经典，孔子、苏格拉底、尼采、黑格尔、卢梭、鲁迅等圣贤的著作是经典。

列宁曾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中的警句：“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毕竟，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是，垃圾即使传播得再火爆，也不会成为传世经典；经典就算传播时暂受冷遇，也终究会传世不朽。与其舍本逐末，被发表数、获奖数、粉丝数、点击率、阅读量、打赏额等泡沫牵着鼻子走，不如正本清源，将精力投入到打磨精品锤炼经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