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十五分，厨房里传来轻微的碰撞声。那是母亲在淘米，水珠溅落在不锈钢盆底，发出细碎的声响，像一串省略号。我躺在床上数着这声音，知道再过三十分钟，粥香就会漫进卧室——这是二十年来从未改变的时间刻度。母亲的那只老式上海牌手表早已停摆多年，她却能精确掌握火候，让米粒在恰到好处的时刻绽开成花。

母亲计算时间的方式很特别。她不用日历，却记得每个重要日子。立夏那天清晨，她必定会煮一锅蚕豆饭，青豆与糯米在柴火灶上交融出翡翠般的光泽；霜降前后，她会把晒了三个晴天的桂花收进玻璃罐，琥珀色的糖浆里悬浮着细碎的金黄。这些时令食物是她写给季节的情书，用味道记录光阴的流转。

我十岁那年出水痘，体温计显示39.5℃。母亲把毛巾浸在井水里拧干，敷在我额头上。每隔十五分钟，家里的老式座钟敲响一次，她就来换一次毛巾。深夜的钟声格外清脆，我数着“当当”声，在朦胧中看见母亲俯身时垂落的发丝，被台灯镀成淡金色。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座钟其实慢了七分钟，但母亲换毛巾的间隔却分秒不差——她用自己的心跳在计时。

衣柜最底层有个樟木箱，里面整齐码着我从小到大的毛衣。最上面那件鹅黄色的开衫，袖口还留着我的牙印。母亲每年惊蛰前后都要把毛衣搬出来晾晒，阳光穿过编织的孔隙，在地板上投下蜂窝状的光斑。她总是一边拍打毛衣一边说：“这件是你五岁生日穿的，那天下着小雪，你非要戴着毛线帽吃蛋糕。”她说话时手指抚过毛线凸起的纹路，仿佛在阅读时光留下的“盲文”。

端午节前半个月，母亲就开始准备粽叶。她把青翠的苇叶泡在搪瓷盆里，水面上漂着几粒浮萍。每天清晨换水时，叶片相互摩擦发出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母亲说苇叶要泡足时间才能柔软适度，她不用看日历，只要闻闻水汽里泛出的植物清香，就知道何时该裹粽了。蒸笼冒起白气时，整个厨房都弥漫着时间的醇香。

母亲有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装着各色纽扣。每当夜深人静，她就坐在灯下缝补衣物。顶针划过布料的声响，与窗外蟋蟀的鸣叫形成奇妙的二重奏。我常见她对着灯光穿针，丝线在空气中划出细亮的弧光。那些补丁后来都成了时光的邮戳——膝盖处的猫头鹰图案是我第一次爬树磨破的，袖口的红色星星是参加朗诵比赛前连夜缝上的。

去年冬天，母亲突然住院。我在她床头柜发现一本老旧的《新华字典》，里面夹着许多树叶书签。枫叶旁边写着“小满，女儿会背《悯农》了”；银杏叶下记录着“秋分，女儿考上县中学”。这些褪色的字迹组成一部私人编年史，比任何日记都更鲜活。护士来换点滴时，母亲正望着窗外发呆，夕阳把她的白发染成暖橘色。她忽然说：“梧桐叶落第三十二片的时候，你爸爸就该回来了。”

现在每次回家，都能看见母亲在阳台上摆弄她的“时间仪器”：养着睡莲的陶缸是夏季的湿度计，挂着的风干玉米能预报秋雨，窗台上的薄荷长到第七片叶子就该摘来泡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在她手里都成了丈量光阴的标尺。

昨夜阵雨过后，母亲把受潮的老照片铺在客厅晾干。黑白照片上的年轻女子抱着婴儿站在樟树下，树影斑驳如同泼墨。我忽然发现照片角落用钢笔写着“癸亥年四月廿八”，那是我满百天的日子。母亲的手指轻轻点着老旧的相纸，指尖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茧，摩挲照片时发出极轻的沙响，像时光本身在低语。

清晨，我又听见厨房传来规律的声响。走进去看见母亲正在揉面，面团在她的掌心旋转出完美的圆形。墙上的光影正好斜切过灶台，把她分成明暗两半。她抬头笑道：“再等三阵风的时间，馒头就能上笼了。”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才是时光里的诗人——她把分秒写成晨露，将岁月谱成童谣，而我们这些子女，都是她写在时光里的美丽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