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是义乌文化的根源。我们解读孝义的当代价值，应当尊重文化在地理空间内的衍生与演变历程，尊重文化形态变迁的内生动力，同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寻求孝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点，以文化交流为媒介，加强理解，增进共识。义乌是一座以“孝”命名的城市，带有孝义内涵的地名不断强化着本地人民对于孝的实践，彰显了人民性的衍生基因；本地忠孝同构的认知传统逐渐积累起孝文化可传承的动力框架；通及四海的孝文化普适性更是生成了商贸往来中的可沟通与可信任，从而使孝文化与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实现血脉相融，息息相通。大力倡导孝义，将会有助于义乌形成内外循环的有机结合，也将有益于形成地方叙事之下的文明交流互鉴。
义乌地名源于人民向善的文化想象
义乌古称“乌伤”，根据学者考据，乌伤县设置于秦代。可考的建县年代可以追溯到《汉书·地理志》。关于“乌伤”这一命名，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先生解释为“乌伤”是古越人的地名，北方汉人统一全国后，继承了古越人的地名读音，具体内涵已经不可考证。关于命名的另一种解释是语音直译的“乌（鸦）（受）伤”，依赖于民间口口相传，科学性远不如前一种解释，但是更为普遍也更受推崇。义乌地名之所以被赋予孝德感天的文化内涵，也是因为后一种解释更符合义乌人自命乌孝后代的地域文化想象。地方官员将颜乌孝德的故事用于本地宣教，通过正式的祭祀仪式彰显孝的神圣性，通过官员上任时对颜孝子的拜谒强调孝的本地性，通过日常对孝亲行为的旌表突显孝的普适性。孝行在义乌逐渐固化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使孝得以行于内、显于外，内外相融。
义乌旧县志中有称颂本地民情风俗的记载：“颜宗流风薰被，民多尊长孝亲，衷心为国”，认为在颜乌故事的影响下，义乌人孝亲的行为得以代代相传。在“颜乌葬父”传说的发源地，义乌苏溪镇颜村一带，依然保存了历史上家族聚落而居的古迹，严肃的孝亲传统让大家族聚而有序，生生不息。颜氏家族的后裔历经两千多年，依然保存着对孝亲文化的敬畏。2023年冬，颜氏第七十七代孙根据家族传统，穿着草鞋为母亲送葬。虽然时至今日，很多关于孝葬的传统被改变甚至省略，但是在这个以孝为名的地方，那些被赋予地方意义的，或新或旧的孝亲实践，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一种归属于家族的集体记忆久久蔓延，悲壮的孝在村子里日久未散，成为村中每一个家庭反复讲述的故事。
家国同构框架下的孝文化内涵
古代中国，“孝”归属家族道德，“忠”则是一种政治道德。公元前222年，义乌建县名乌伤。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提议下，“举孝廉”制度快速推行，逐渐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对于地方官员，推举孝德故事不仅可以教化本地人民孝亲敬老，达到敬吾老以达人之老的自治效能，同时官员自己也可以获得升迁机会。在官方推动下，采集孝义故事、树立孝义典范成为有内在驱动力的社会化行为。
义乌在孝义传统中不断融入民间智慧，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阐释体系。孝义强调家国一体、大孝报国。在“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之下，孝义保存了以“为国效忠”作为“家之大孝”和“孝之大者”。
虞守愚，成化十九年（1483年）出生在义乌华溪村。父亲去世时，他哀痛至极，在父亲坟墓旁边建了一座草房，为父亲守墓，直至被亲友强行拆掉草房才回家。40岁时，虞守愚中了三甲进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但当他听闻家中胞弟病故的消息后，立即返乡亲自侍母，待母亲去世后，又为母亲守墓三年才回京复职。
由孝而忠，由忠返孝。乡村共同的孝义传统和每个家庭独特的孝义实践相互交织。义乌人普遍认为，不孝是要受到外界指责和严厉惩罚的，而颜村一带的村民提出，在孝义故里，不孝的惩罚会更加严重。在颜村、颜坞村，每个家庭都坚守着独特的孝义家风。大家笃信，孝行可以彰显家风，增进团结，为家族的跃迁蓄力。这些被义乌民间保存的文化认知和非正式约束，促使孝文化在义乌代代相继，而且内涵不断丰富。同时作为有生命力的地方文化传统，孝文化逐渐演化为本地人文特色，并在地方生产由农转商的过程中，成为吸引外地客商与义乌人亲密合作的重要文化因素。
从颜村一带传承至今的乡村孝义民俗，大体上可以将孝义的内涵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孝亲陪侍，敬亲睦兄。强调彰显孝亲行为的实施过程，并以此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第二是孝亲为大，达至效忠。强调晚辈要在报国大业上有所作为，并推动家向外延伸，获得发展；第三是具象孝道，落于实际。这个层面强调身体力行、严肃执行。孝义实践发生于义乌每一个小家庭中，具体行为方式则根据实际有所调整，并形成一种流动的家庭共识。
推广孝文化应建立普适性价值观
在义乌，孝义的本地化特征显著，成为保存完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实践。颜乌孝行感天动地，由乌鸦代替他完成安葬父亲的心愿，这个生动的故事，用普适的情感讲述了孝亲的纯粹至真，以及万物有灵皆有所感的共情基础。在儒家文化圈中，颜乌孝德感天的故事被编入专业典籍并流传于世界各地。在文化流动过程中，颜乌葬父的故事或被融入当地文化元素，或被改写成更符合当地文化想象的版本，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形态。在元代至正六年时期，高丽（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就曾出现为儒官权准所编撰的《孝行录》，刊行中国历代孝子孝行事迹，其中就收录了颜乌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用于强调伦理教育意义，而不只是探讨学术意义。
如今的义乌，依靠国际贸易联通四海。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度的人来到义乌，除了创造财富的梦想之外，最能够打破差异的话题就是家孝，孝亲的实践沟通与意义交换成为具有普适性的全球话题。
孝义精神从“家”的伦理根基生长，最终升华为跨越国界的情感语言与文明对话的桥梁。其全球可沟通性源于三重维度的普世共鸣：
首先，孝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孝文化以“感恩—责任—回馈”为核心，直击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孝的敬畏可转化为社会层面的信任协作、谦卑包容、家族至上，以及个体层面的血缘亲情、互助责任、代际反哺，成为无需翻译的全球伦理语法。
其次，孝是跨文明对话的实践桥梁。孝义精神通过具象化实践，消解文化隔阂。孝经过内涵的拓展也可以转化为信用货币，在互尊互信互敬的贸易共识中实现文化与行动的统一。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孝义精神可以与本土文化形成共振，实现跨文化交流共情。
义乌的实践揭示，孝义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基因，更可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韧的黏合剂。
郭雅静（作者系中共义乌市委党校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