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买卖不成仁义在。”意思是，双方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即使未成交，仍应保持友好关系与道德准则。不能只认钱物，不顾人情友谊。然而，当这句朴素的商业伦理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朝贡贸易，却在明朝与残元的交往中，演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

明朝是打败了元朝之后建立起来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审时度势，采取对残元通好与防御的策略，摒弃“虽远必诛”，只是固守边疆，重修长城是最典型的示范。靖难之役后，永乐大帝朱棣迁都北京，相应地，也加强了北方的防务。朱棣采取“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以攻为守，如果残元贵族进行挑衅，坚决予以打击；一方面双方继续修好，封残元部落酋长，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渐渐地，积极防御之心日淡，消极笼络之心日强。残元每年都来华朝贡。为了显示大明的富足与强盛，对前来朝贡的使者，超规格接待，免费吃，免费喝，免费玩，临走再回赐大量丝绸、药品及礼乐器物，称为“恩赏”，自然是分文不收。而带来的物品，则重金收购，而且比市场价高出很多。比如龙涎香，《明会典》记载，此物一斤合9贯钱，但明朝给大部分朝贡者的价钱竟然是每斤48贯，是市价的5倍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贸易模式，很快引发连锁反应。那些国家一看，还有这等好事？于是，经常派代表团来，而且次数越来越频，人数越来越众，送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初，明朝规定瓦剌部来进贡人员不得超过50人。到了正统年间，膨胀至2000余人，并且常常携其他部人同行，以获得更多、更贵重的赏赐。负责审批经费的官员，对于对方虚报使臣人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看花名册，便大笔一挥，给予奖赏。尝到甜头之后，他们就收不住手了，更加肆无忌惮，任性妄为。残元的特产是马匹，他们就往明朝进贡（其实是出口）大量马匹，以此换取外汇和物品。时间一长，朝廷在持续扩张的贸易逆差下逐渐招架不住，财政负担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打肿脸充胖子，终究不是个事。于是，要求他们少来几回，少贡些马。但他们根本不听，照样常来勤来，大送特送。把“既要……又要……还要……”的公式玩得炉火纯青。

到了明英宗年代，进口的马匹多得成了灾，参贡的人数源源不断，索要回赐变本加厉，使得明朝的财政不堪重负。大权在握的宦官王振感到问题严重，得想个对付的办法。正统十四年（1449年），残元首领也先又遣使来明朝贡，照样虚报使团人数，照样带来大批马匹。王振令人调查后发现，他们实际所来人数，只有奏请人数的五分之一，于是下令，以真实人数给赏，又压低马价，卖就留下，不卖就赶回去。进贡使团没有想到，明朝突然翻脸不认人，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也先恼羞成怒，指挥数万铁骑，横踏大明疆土。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御驾亲征。行军途中，王振出于私心，多次更改路线，致使军队错失战机。当疲惫不堪的明军行至土木堡时，遭到瓦剌骑兵突袭。这场惨烈的遭遇战，以明军近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杀告终，史称“土木之变”。明朝自此元气大伤，由盛转衰，直至灭亡。

教训是惨痛的。明朝统治者试图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经济手段换取和平，却将朝贡贸易制度演化为财政包袱；残元贵族则将贸易往来视为牟利工具，最终导致信任崩塌，兵戎相见。“土木之变”警示后世，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公平对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否则，再美好的愿景，终将在利益失衡中走向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