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昌龄不是彼昌龄，彼昌龄是王昌龄，此昌龄是张昌龄。

张昌龄据说是蛮有才气的，大概是能写《子虚赋》和《上林赋》之角色，铺采摛文，铺排夸饰，“贞观末，翠微宫成，献颂阙下”，唐太宗一下子喜欢他了，称为大才，“令试作《息兵诏》，少顷成文，太宗大悦。”一个被皇上大悦之人，想来是官运亨通，实现跨越发展，结果却是原地踏步。

张昌龄想着当大官，只是人生不如意，逼着他小官当到老，最后因作风漂浮为人浮艳，吃了牢饭。张昌龄文才赫赫，倚马可待，又进入了领导法眼，领导对他第一印象好得不得了，来了当大官迹象。贞观二十年，大唐开始遴选官员，张昌龄梦里都笑醒，扶摇直上九万里，高揖皇帝金殿里。跟他做一样梦的，还有王公瑾，因他也“并有文辞，声振京邑”。

结果一个也没进提拔名单。

这次官员调整，分了蛮多小组来工作，最重要的是组织组，组长是王师旦。王组长带头去搞官员考察，事先也是按名单去。唐太宗提名很多人，其中有张昌龄与王公瑾。考察过了，人选提交金銮殿会议，大家左看右看，看不到这两人，再上看下看，才在倒数两行看到张与王，“师旦举其策为下等”。

提拔排名居顺数一二的，却是成了倒数二一，“举朝不知所以”，文武百官之惊讶是可想的：论才气，两人是声振京邑；论关系，至少张昌龄曾获太宗大悦。唐太宗看上的人，也要送钱才上名单？借王师旦八个胆，想来也不敢。百官百思莫解，直到金銮殿最高会上，唐太宗也是左看右看，从上往下看，看到最底页：张昌龄，下等。唐太宗摸脑壳，“怪问无张昌龄等名”，叫王师旦解释。王公说：“此辈诚有华词，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

张昌龄既是以文才入选，王师旦便重点考察其文风，文风即官风，张王两人文风是：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张昌龄其人轻薄，从其文章内容可知八九，搞下半身写作的，三观正不到哪去。文章浮艳，更是与官员作风不相搭。浮者，吹牛皮；艳者，大文痞。二者占一，已与干部好作风远甚；两者全占，不降职已是皇恩，自不可提升。

唐太宗对自己提名的人没上升迁名单，生了毛毛火，王师旦继续解释：“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这般浮夸干部得从源头治理。所谓源头，就是不让其进入官员队伍；进了官员队伍，宁可让他闲着，也不能提拔。听了王师旦一番解释，明了组织组选才标准，唐太宗不怒转喜，“上深然之”，把这两人踢出官员提拔花名册。从文风看官风，王师旦看得蛮准，“后昌龄为长安蔚”，果然“坐赃解”。这等轻薄之徒，浮艳之辈，出问题概率是蛮大的。小官出小事，大官出大事，不是出经济问题，就是出严重生活作风问题，或是经济与作风同出问题。那个文风浮艳的王公瑾，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天天有，也很不成器，“公瑾亦无所成”。

蛮佩服王师旦。对皇帝提名的官员考察人选，有的考察者，便是发现了其人贪赃枉法，便是发现了其人工作作风漂浮，生活作风糜烂，也是睁眼说瞎话，把王宝森描红成孔繁森，把西门庆粉饰为开拓性干部。王师旦却不然，他敢于说“不”，这胆量不小。王师旦不错，唐太宗也蛮要得，没把用人权死死抓在自己手上，让考察不走过场，让考察严走程序，竟然听从吏部考察组意见。

王师旦否决张昌龄，这是前车之鉴，最可鉴者，干部使用必须有干部标准。这标准是：用实事者，黜浮夸者。有考察权的，有拍板权的，都要按照这个标准任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