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除了亲戚朋友，一般而言，是无权者给有权者送。这背后的逻辑简单直白：向掌权者示好，希冀能分得一杯羹，跻身权力的圈层之中。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古代的权力金字塔顶端，君王、皇帝虽“贵”为九五至尊，有时竟也会向臣子们馈赠礼物。面对这份浩荡的“皇恩”，有人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人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拒绝。咱就只说后一种情况。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一次大宴群臣。酒酣之际，有人提议，比试射箭助兴。齐景公当即同意。众大臣个个武艺非凡，有的百发全部中，有的百发九十中，有的百发一半中。待齐景公射时，他张弓搭箭，用力拉弦，“嗖”的一声，箭射出去了，却没有中靶。齐景公还来不及尴尬，众人却齐声喝彩：“主公好箭法！好箭法！”随即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齐景公一听，立即罢宴，离席而去。

齐景公找来未参与宴会的大臣弦章，倾诉心中的郁闷。弦章听罢，说道：“主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您可曾留意，您喜爱之物，臣子们便争相追捧，进而举国百姓也纷纷效仿。这就如同尺蠖，食何色之物，身便现何色。主公偏爱奉承之语，臣子们自然投其所好；若您听不得批评，又有谁敢直言进谏呢？”一番话如醍醐灌顶，齐景公恍然大悟：“所言极是！以后我拜你为师，有话但说无妨。”弦章告退，齐景公细细琢磨弦章所言，慢慢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恰逢此时，有人向宫中进献十车鲜鱼，齐景公便命人将鱼转赐给弦章，以示嘉奖。当宫人将鱼送至弦章府上，弦章却婉言谢绝：“主公美意，臣感激不尽。但这鱼臣断不能收。那些阿谀奉承之人，不就是贪图封赏吗？若我收下这份馈赠，岂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嘉祐八年（1063年），宋英宗赵曙登基，或许是遵循继位惯例，又或许是因宋仁宗赵祯不是自己的亲爹，便将老皇帝遗留的东西赏赐给大臣。在一片“谢主隆恩”声中，众人告退，宋英宗单独把富弼留下，又格外赏赐给他一些器物。

富弼先是叩首谢恩，随即郑重说道：“如今国不富民不强，应以节俭为本，不可玩物丧志，臣不敢接受这份赏赐。”宋英宗面露不悦：“这些东西并非贵重之物，卿无需推辞。”富弼言辞恳切：“东西虽轻，却是额外之赐。今日臣如欣然接受，他日陛下倘若有逾矩之举，臣又如何直言劝谏？”宋英宗无奈，只得作罢。

大臣给皇帝送礼，属于下级给上级进贡，称为递献。一般而言，皇帝不会拒绝。乾隆皇帝就假惺惺地说：“盖进贡之意，不过曰藉此以联上下之情耳。”为此，开始朝廷还做出规定，向皇帝进献，要“任土作贡”，清代简称“土贡”，就是你地方上有什么土特产，就进点儿什么。比如山东，烟台苹果莱阳梨，乐陵小枣甜如蜜，你送点这些就行了。但各路封疆大吏心知肚明，乾隆皇帝对于文玩清供、书画珍宝、钟表玉石，无一不爱。于是进贡之物日益繁杂，从土特产、文房四宝，到奇珍异宝、西洋物件，无所不包。不用说，贡品的数量、质量与臣子的仕途升迁，注定紧紧捆绑。

而作为臣子，能得到皇帝送的礼，即恩施，代表皇帝对你高看一眼，圣眷优渥。别说拒绝，头磕破了也在所不惜。但接受这份“皇恩”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弦章拒礼，是不愿因贪图赏赐而沦为谄媚之臣；富弼辞谢，是担心受皇帝恩惠后，无法再直言进谏。“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古今皆然。看似是一份馈赠，实则可能需要以清白名声甚至身家性命为抵押。而拒绝皇帝赏赐，不仅会错失财物，更可能失去信任，陷入两难境地。弦章与富弼之所以令人钦佩，正是他们明知皇帝的礼物如同烫手山芋，利弊交织，却依然坚守公道，摒弃私心，以社稷为重，即便遭受误解、冷落甚至失宠，也在所不惜。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先生这句话，是对弦章、富弼这类秉持公心、坚守原则之士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