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杨达寿老师的新作《树我邦国——求是创新浙大人》时，我竟有些恍惚——上一次捧读他的《启尔求真：核研试浙大人》，已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书中十八位隐姓埋名的核领域校友让我彻夜难眠；而今回首，这本以浙大百年精神为经纬的新书，又在我心中掀起另一层波澜。

从筚路蓝缕到实业报国：

查济民的“五维密码”

书中对查济民先生的描写，让我思索与《启尔求真》里那些在戈壁滩上为了国家大义苦干惊天动地事业的科学家们之间的关联。查先生透露的成功秘诀“勤俭是创业的传家宝，信用是创业的奠基石，管理是创业的金钥匙，科技是创业的催化剂，市场是创业的主战场”，与试验基地浙大人的忠诚担当、家国情怀，又何尝不是同一种精神在万里之遥的互相呼应。

书中的一些细节让我难以忘怀：1950年代的荃湾山麓，查济民执意将工厂命名为“中国染厂”；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查先生开办多家纺织印染工厂，投资总额达10亿多元，体现了赤子之情；查先生一直要求自己“加法用在工作上，减法用在报酬上，除法用在荣誉头衔上”。

薄己厚人的精神丰碑：

刘奎斗与汤永谦的“镜像人生”

刘奎斗与汤永谦的故事，构成了本书最深邃的精神对位。刘奎斗一生践行“薄于己、厚于人”：虽为总经理事业有成，但生活上依旧包揽家里剩余饭菜；帮校友买房安居乐业，而家里陈旧也舍不得装饰，家具也不更新；1997年母校百年华诞之时匿名捐赠260万美元，以建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

而汤永谦的“沉默辉煌”则令人动容。他一生累计向母校捐赠1亿元，在2000年参加永谦学生活动中心落成庆典致辞时，全程未提其商业成就，反而含泪赞美刘奎斗两度从军抗日救国的壮举。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与《启尔求真》中程开甲隐姓埋名二十载的抉择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书中所附姚文琴女士写的《汤永谦的最后两个月》，描述了汤先生临近生命之末，从美国飞回中国这个“家”以及叶落归根的种种细节，让我不禁潸然泪下。

从“苏门之问”到“三不原则”：

谷超豪的传承之炬

数学家谷超豪的故事，是本书“精神年轮”的最佳注脚。他牢记导师苏步青的调侃——“谷超豪只有一点没超过老师，就是没培养出像自己这样的学生”，决心好好培养学生。

为此，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想法、不阻其发展、不挡其道路。他生前共培养了30多名博士、硕士。80岁高龄，仍带着3名研究生，因为身体欠佳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常常对学生说“抱歉”；向时任国家领导人提议设立培养青年数学研究人才的上海数学中心。这种“让后浪冲刷前浪足迹”的胸襟，让我仿佛看到《启尔求真》里钱三强放手让青年大胆探索、鼓励青年独立思考发表哪怕是不成熟的见解、以平等态度与青年交往等场景。

白手起家的学科拓荒者：

何志钧的“双系传奇”

何志钧教授的故事，是浙大精神炽热的燃烧。1942年，他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因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先是仅靠刚够吃饭的贷款维持生活，后从龙泉前往遵义本部以完成后续学业。途中因经费紧张，甚至在卡车旁打地铺过夜，彼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将亲手缔造两个学科的命运。书中对比了两次“从零开始”：1958年创建无线电系时，他一手抓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实习基地建设，最终建立了多个固定实习基地；一手抓无线电技术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引进了多名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1978年创办计算机系时，他就前瞻性地留意到了计算机科学和思维科学结合的人工智能学科，顶着“人工智能是伪科学”的质疑，坚持将首批研究生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修神经网络。这种“既追逐理论前沿，又扎根应用土壤”的智慧，恰如《启尔求真》中科学家们“边学边造”的破冰精神。最终，何先生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电子学和计算机高级人才，其中包含潘云鹤院士、吴朝晖院士、陈纯院士这样当之无愧的领军者。

年轮内外，皆是山河

合上书时，窗外的绿色柳条正沙沙作响。如果说《启尔求真》记录的是深埋地底的坚韧根系，那么《树我邦国》舒展的则是向阳而生的苍翠枝桠，正是浙大这株已有一百余年历史的参天大树求是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我脑海中突然涌现出如下画面：查济民在香港染厂种下的凤凰木，刘奎斗在竺馆前栽下的雪松，汤永谦在求是园捐赠的百年香樟，谷超豪在复旦园种下的桃树，何志钧在计算机楼前手植的银杏……这些树木的年轮里，藏着浙大人最本真的精神图谱：既能如科学家般在荒漠中积蓄力量，亦能如人文巨匠般在风雨里张扬绽放。而汇聚这一切的，正是杨达寿老师那支不停歇的笔——它不仅是记录年轮的刻刀，更是传递火种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