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这是义乌“鸡毛换糖”最初的模样。这样的场景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义乌。

时光无声，旧物有言。一根老杆秤、一张旧票据、一本老账本、一块旧印板……义乌老物件收藏者刘关良，收藏了一些清末民国时期的老物件。于他而言，每一件“淘”来的老物件都诉说着过去义乌商贸文化的发展。“鸡毛换糖”精神仿佛一颗种子，随着一个个老物件的传承，生根发芽，绽放出繁华的商贸之花。

琐碎老物件讲究“精打细算”

“现在去市场购物，一台电子称重器可以快速称出物品的重量，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容易冲动消费。而过去，仅有一根杆秤担负起交易的重任，称重人量了又量，测了又测，在这过程中，交易就会更谨慎。”刘关良坦言。

在刘关良的“藏宝箱”里，有一根一米多长的红木老杆秤。细看发现，这根老杆秤上刻着“义乌商会公秤 公和造”“三十四号”等文字，而且每个字都融合了嵌银丝工艺，木质与银质互相碰撞，即便历经数年，这些字体依然清晰亮眼。“从刻字的信息来看，这根杆秤来自清末民国时期，应该是批量、限号生产，足以说明当年义乌的贸易发展已颇具规模。”刘关良表示。

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交易，都在这秤砣与秤盘的此起彼落间完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根杆秤也将义乌人“鸡毛换糖”中的“信义”诠释得淋漓尽致。

一根杆秤尚能称起历史岁月的重量，那么一本老账本又能呈现出什么呢？刘关良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本清末时期的账本。该账本封面印有“义和染坊”四个大字，同时写着“宣统二年 流水”等文字。“宣统二年就是公元1910年，这本账本清晰记录了赤岸镇一家名为‘义和’的染坊与周边村落及个人的交易情况，说明以前的人也很精打细算呀！”刘关良笑言。

来山楼良茂，土布五丈六尺；湾塘朱锦常，土布一丈六尺；朱店朱师松，土布六尺；下水碓朱贵松，土布二丈八尺……翻开老账本，细细查看，泛黄的纸张洇出点点墨迹，手写的毛笔字清晰记录着每条账目的明细，根据情况分别用红色印章印上了“付”和“出”，标明各交易记录的完成进度。

老账本记录的不仅是这家染坊日常的收支明细，更是清末时期义乌商贸繁荣发展的缩影。

商号印板溯源“义乌三宝”

每一件古物都有着一段历史和故事。

老木印板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物载体，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刘关良收藏了几块清末民国时期的木刻印板，其中有块印板的一面刻印了“稠州方永兴金丝琥珀蜜枣谨封”，另一面印刻了“方永兴字号”。

“义乌有三宝：火腿、红糖和蜜枣。这几块商号印板就直接印证了义乌早期蜜枣交易的盛况。”义乌藏家毛剑清坦言，在历史上，义乌有多个名称，其中“稠州”是义乌古称之一，而印板上刻印着“稠州”二字，就是义乌蜜枣早期商号的印证。

“金义黄同兴字号”“稠州金丝琥珀蜜枣”“金义王春盛号”“金义南枣”……刘关良收藏的五块印板长度尺寸有30厘米、40厘米、50厘米不等，以长条形状为主，且清晰刻下了义乌蜜枣商号的发展痕迹。刘关良介绍，明清时期，商号印板开始大量使用，主要用于商业凭证和广告宣传，商号印板作为研究清末及民国县城商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人们研究当时的贸易往来和商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说到这些印板，就不得不提刘关良收藏的三张民国时期义乌的发票票据。这三张票据均有破损，票据折旧泛黄，但上面的部分字迹依然可辨。其中一张票据上标明“丁亥 腊月”“廿三里吴春元堂发票”，还有一张票据也标明了“廿三里赵恒升号”。“这明显是民国时期在廿三里商店购物的发票，廿三里作为义乌‘鸡毛换糖’起源地，商贸文化发展较早。而这些民国发票，为这一史实增加了实物印证。”刘关良说。

一张张微微泛黄的纸质票据别具韵味，卷起的边角是历史留下的沧桑。刘关良细心地用透明保护膜将这三张票据封装好，等待着更多好古之人前来研究、鉴赏。

从民俗物件里发现“惊喜”

在刘关良的藏品中，有两把公子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把公子椅的中间靠背上雕刻着石榴花，寓意多子多福；另一把公子椅的中间靠背上雕刻着一对桃子，寓意双桃双寿。两条椅子靠背上还分别雕刻了身穿官服的人物形象，并朝着对方的方向俯首作揖。

“公子椅的设计蕴含着富贵与祥瑞。以前的人们讲究，每把椅子上会刻印制作商号或家主的名字。”刘关良表示，这两把公子椅背面，都刻着“何利济号”四个大字。

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刘关良请教了许多业内人士，最终发现有惊喜。“这两把公子椅与义乌名人何菁有关。”刘关良激动地说。据《义乌教育志》记载，何菁（1882—1975年），字竺钦，义乌市廿三里街道陶店村人。曾任嘉兴省立二师校长，定海、义乌两县教育局长，从事教育工作近30年。其间他劝导社会募捐，开辟税源，在义乌建公共体育场，在城乡五区设立通俗图书馆，供民众阅读。又呈请县公署议决筹设县立初中，核准颁发“私立学校立案办法”，规范办学行为。他还创办了《义乌教育月刊》等。

那么，何菁与“何利济号”有什么关系呢？刘关良在查阅了很多资料后，发现部分文字记载：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何菁接受时任定海县县长、学生吴山民的邀请，担任了吴山民的秘书，兼任民政局局长。之后，曾回乡担任廿三里镇长，在此期间他开办了廿三里首家何利济洋灰店，并独资捐建了钢筋水泥的廿三里盘溪新桥。

谜题在查阅大量资料后迎刃而解，“何利济号”正是何菁开办的商号，那么这两把公子椅就是他商号之物。与之同步出现的，还有一个钱柜。钱柜的背面标注了“何利济置”，“这个钱柜说不定是何菁的‘何利济’商号用来储钱的呢！”刘关良猜测。

账簿、杆秤、发票、商号印板、公子椅、钱柜……清末民国时期，义乌商号的繁荣仿佛一下子呈现在了眼前。

“这些老物件，展现出了商标、广告、经营管理和交易过程，生动、直观地反映以往义乌商贸繁盛的情况。”在义乌文史专家傅健看来，这几件老物件见证了义乌商业的历史与传承，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记忆，非常接地气，更是非常珍贵。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