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爱默生断言：“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抑或罗曼·罗兰布道:“人能在一生之中取得成功，亦必只有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唯有自信。”先知皆在强调，自信对成事的重要性。

事皆有度，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定律同样适用自信。《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是，能了解他人的人智慧，能了解自己的人聪明；能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战胜自己的人更加强大而不可战胜。徐特立说得更通晓:“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但自尊不是轻人，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作为一种认知智商、心理状态和行为动力，自信也有着明晰的不可僭越边界。当自信越界膨胀为“自大”，虚脱病态的“自信”，必然会由成功的“第一秘诀”和“源头”，反逆为失败的“第一秘诀”和“源头”。

《孙子·谋攻》开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其所昭示的既为兵法胜略，更是成事定律。就“病”理变化轨迹扫描，自信越界膨胀为“自大”，无非两条诱因，一谓缺失“知人者智”，不能“知彼”；再谓残障“自知者明”，不能“知己”。不能“知彼知己”，结果殊途同归，自然一定是“百战不胜”，而绝无可能是“百战不殆”。

马其诺防线是法国在一次大战后，为防德军入侵而构筑的堡垒工程。由于防线存在，德军不得不避开德法边境正面攻法。有如是坚固军事防线，法国从上到下都盲目自信，一致认为战争将会“轻松”。让法方始料未及的是，德国主力通过该防线薄弱环节——阿登山脉，从左翼迂回突破达拉第防线占领法国北部，接着进抵马其诺防线后方致其失能，导致法方投降。战后，马其诺防线成为二战历史谈资和讽喻笑柄。法国败亡，吃的正是“自信”膨胀为“自大”，导致不能“知彼知己”的苦头。

日本中途岛战败原因很多，但唯独不包括自圆其说的“运气”。事实是，侦察机临时故障是由于日军未做足战前准备，航母甲板炸弹也归咎日军随手堆放……深层归因在于，偷袭珍珠港“巨大胜利”成为日本海军“双刃剑”：一方面，此战鼓舞日军士气带来更多“胜利”；另一方面，让日军被“胜利”冲昏头脑，越来越自大膨胀轻敌。致命的是，甚至在战前演习时，因为推演“日方”输得太惨，主持军官居然要求裁判更改结果……殊不知，掩耳盗铃只是自欺欺人，过分自大轻敌致使不想不能“知彼”，战争胜败结果走向其实早已注定。

清朝，从皇帝大臣到庶民百姓都公认自己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皇帝自然是世界的统治者。国境之外所有民族都归属“蛮夷”，所有国家都是天朝属国，外国人来华都要称臣纳贡，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否则，一切免谈，甚至驱逐出境。某日，嘉庆皇帝问大臣孙玉玺：“英国是否富强？”孙回曰：“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强嘛，是由于大清富，彼才富。”嘉庆又问：“何以见得？”孙再答：“英国从大清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他国。不说明彼富是由于大清富吗？如果大清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悲哀的是，其时“所见略同”的士大夫比比皆是。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失败与英国签订《广州和约》后，就说过“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的昏话，其病态心理和阿Q精神委实让人无语。皇帝认知如此可笑，从大臣到民间顺理成章莫不乌合，形成了一股恨洋仇洋拒洋又惧洋的反智愚昧氛围，一种群体性盲目、偏见与敌视甚嚣尘上。其时的舆论场，骂西洋就是忠臣，学西洋就是汉奸，硬拼就是爱国，智取就是卖国……被誉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就反思，清朝病根在于错判自己。换言之，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导致甚至加速了清朝灭亡。

罗素基于人性深刻洞察和历史理性反思，忠告世人：“过分的自信，很容易使人产生毁灭性的傲慢。”先哲言犹在耳，弥值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