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北方省城，附近有一个公园，过去一直需要购票方可进入。里面还有个人承包的“园中园”，要进去还得再购票。后来，公园不仅拆除了围墙，连里面“园中园”的栅栏也一并拆除了。群众高兴地说：“拆除围墙不收票，公园真的姓公了。”

公园姓公不姓私，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十年前和同事去某大都市出差，走进一个开放公园，闲庭信步，见到一个很大的院落，院门开着，几个人便走了进去。这时，一个年轻人从装修典雅的房间里走出来，告诉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游客止步。我们便悻悻退出。这才知道，公园未必姓公，或全部姓公。

《孟子·梁惠王下》讲了一个“文王之囿，与众共之”的故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进去割草砍柴，捕鸟打猎的人可以进去捕鸟打猎。文王与百姓共同享用，百姓认为是小事，不是很自然的吗？虽然是皇家私人园林，老百姓却进出自由。

周文王开了头，便不乏后来人。两晋时期，王承（273－318）做东海郡内史，有个小吏偷了池塘里养的鱼，主簿要追查这件事。王承说：“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耶！”——周文王的皇家私人园林，老百姓都可以共享，现在，拿了一条鱼，就不要计较追责了。（《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

有“东晋初年第一名士”之称的王承，做官“政尚清净，不为细察”“从容宽恕”。王承认为，“鞭挞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公平公正，才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私家园林公用，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出了好榜样。而唐代的郭子仪，连自己的私人住宅，也对外开放。

郭子仪（697年－781年），唐代中兴名将、政治家、军事家。唐德宗即位后，尊其为“尚父”，进位太尉兼中书令。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上智部·郭子仪》中记载，身为权势显赫的朝廷重臣，郭子仪的王府竟然“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宅门大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来人甚至看到这样一道“风景”：郭子仪的夫人和心爱的女儿梳妆打扮，吆喝郭子仪打水换水递毛巾，郭子仪像佣人一样，跑前跑后，毫不避讳。他的儿子哭着劝他：“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尹、霍光不当如此。”——父亲啊，您功名显赫，咋这么不尊重自己，连卧室都不问贵贱，随便任人出入。即便伊尹、霍光这样的圣人、贤臣，也没有这么做呀！

儿子劝老子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可是，郭子仪认为，让众人知道自己清正廉洁，不贪不腐，远比保护个人隐私更为重要。不仅不做公器私占私用的事情，连自己的家底，也向皇帝、同僚、老百姓公开——“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

公布财产，全社会人人皆可监督，俺郭子仪不贪不腐，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1766年，瑞典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阳光法案”的国家。瑞典官员自嘲是毫无遮掩地“赤裸地生活着”。看来，瑞典官员不知道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一位“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的郭子仪。如果知道，有羞耻感的西方绅士，还好意思把“赤裸地生活着”的阳光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