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革命者的誓词抑或劳苦人的梦想？

这实乃新春贺词，呈现于101年前沪上一帧《贺年贴》。正面即这首《太平歌》，背面则写上“恭贺新年”四个吉字。原件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厅陈列。

《太平歌》由陈望道创作。

101年前的正月初一，1922年1月28日，建党后的第一个春节。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骨干力量赴闹市以散发革命传单的形式向市民拜年，此行共七八人，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率队一路，陈望道携中共一大组织者李汉俊与李达以及沈雁冰（即茅盾）另一路，沿途各家一张。“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陈望道晚年忆及此举，激情澎湃如初。

“太”衍生义同“泰”，与“平”同义。以《太平歌》贺岁，绝非写实，实为憧憬，只因“劳动界的痛苦和悲惨，真是看见就要酸鼻，听到就要伤心”（陈望道语）。

建党前一年，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刊物便面向工人阶级，取名《劳动界》。于编辑与作者，“启发阶级觉悟，支持经济斗争”（陈望道语）；于劳工与读者，“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读者陈文焕）。陈望道扮演的角色便是前者。

在这份红色周刊上，陈望道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即作为1920年8月22日出版的第二期首篇。虽题为《平安》，却揭示劳工困苦：“做得不勤了，不够一家吃，东家也要回罢我们；做得太勤了，也许生痨病，没有钱医治，只得等着死……”与劳工的凄惨形成鲜明对照的则为剥削者的奢靡：“越不做工的，穿的衣服越好，吃的东西越讲究，住的房子越阔气……越闲的，越要走得快。普通的坐东洋车，更闲的坐马车，最闲的坐汽车。”于劳苦大众，平安仅为奢想而已，但必须追寻。

该期封面刊有重要启事：《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工人稿件如期而至，尤其因《平安》激起的强烈共鸣。化名“幕痴”的店员读者由此“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感想”，因为其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平安’这两个字的反面进行”。老板、经理“一点事也不做”，却“现现成成地拿比我们多好些倍数的工钱”，而员工“一年到头，都是吃那碗忍着一肚皮气换来的粗菜饭”。这名店员读者进而抛出一个时代性拷问：“这都算‘平安’吗？”

陈望道收悉此稿，欣喜的是，“匆匆忙忙地做了一篇，居然引出这么一篇写实的呜苦的文字”，悲戚的是，由稿中所述劳工生活，“足见悲苦已极”。稍予编辑，辅以一篇《附记》，以《读陈望道先生〈平安〉的感想》为题，陈望道将该稿刊于第三期“读者投稿”栏目，并坚信被压迫者觉醒指日可待，“解决的时期就在眼前了”。

1950年除夕夜，上海市北金司徒庙的摄影厂棚，电影制片厂员工把整座厂棚幻化为一个小集市，场地景内遍布“各式各样上海风味的小吃小玩”，演员们还扭起腰鼓舞。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那种希望、理想、欢乐一下子涌出心头，似乎一切苦难都被抛之脑后了！”2019年以国家名义获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演员秦怡深情写下《过年》一文。

就在这座摄影厂棚，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沈浮执导，孙道临与张瑞芳主演。该片叙述沪上吉祥里三位家庭主妇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新中国职业女性，实为对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解放后走上生产建设岗位的时代记录。观赏此片便足以“等闲识得东风面”，而金司徒庙这个地名就此隐遁，取而代之的是万春街的命名，寓意新中国的勃勃生机与欣欣向荣。

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就是陈望道百年前春节祝愿市民的“太平”与百年前炎夏期许劳工的“平安”。在答“幕痴”抛出的时代性拷问“这都算‘平安’吗”时，陈望道敬请劳工读者注意《平安》篇末“有我们向那里去找‘平安’一句话”，而“其中‘那里’两字很重要”，以此激励劳苦大众往“平安”路上走。

“那里”到底是哪里？无产阶级革命，从站起来的新中国到强起来的新时代。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这般“无边光景”绝非“一时新”，而要万古新。

倘若陈望道在世，其2023年贺岁辞必然落笔“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