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国考申论名扬天下的苏轼，一出场，就占据了月亮的位置，跟他同科387名进士，只能甘当陪坐的星星。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二十一岁。主考欧阳修，批阅考生苏轼国考申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被其艺术魅力折服，惊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喜不自禁的欧阳修，以主考官和文坛领袖的双重身份，立即将苏轼雄文力作上呈仁宗皇帝御览。仁宗皇帝阅后，同样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回后宫跟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可惜的是，苏轼在宰相之路上，并没走多远。按理说，仕途际遇绝佳的苏轼，历代罕有其匹。先得欧阳修之赏识，以巍科擢第；再入仁宗皇帝法眼，作为宰相人选培养。

宋英宗登基后，想召苏轼为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反对。理由是，苏轼虽是国之大才，也不能违反干部任用政策，破格使用。英宗退而求其次，提出让苏轼做编修。韩琦再次反对，提出让苏轼参加吏部制举考试，合格后再考虑授予馆阁中近上贴职。

表面看，是韩琦坚持制度的公正，实因苏轼光焰太过耀眼。自然，考试的结果，是苏轼以优异成绩，入翰林为学士。事后，苏轼得知韩琦的做法，不但不心存芥蒂，还当面道谢，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变法渐入高潮。科考殿试始用策论，宋神宗想任苏轼为考官。王安石反对，认为苏轼“所学乖异”，不可衡士。

苏轼痛陈策论取士，“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之后，剑指宋神宗“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否定王安石策论取士，就等于否定宋神宗改革成就！宋神宗的橄榄枝，被苏轼谔谔诤言怼回。

宋神宗把苏轼意见，转达给王安石。君臣就苏轼去留，进行了一次深谈。王安石认为，苏轼这种明月般耀眼人物，走到哪里都光彩照人。虽有高才，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遂有此激进之议。建议神宗贬黜苏轼，为改革扫清思想障碍。

王安石说，“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贬黜苏轼，是出于对苏轼的爱护，就“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棰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尤其“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

更为关键的是，制裁苏轼这个月亮，意在让所有的星星知道，只有跟皇帝一致，才有发光的机会。关键是，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王安石的建议，思路与语气，均与李林甫“仗马不鸣”如出一辙。

李林甫是对监察御史们说的，“君等独不见立仗马呼？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不同之处，苏轼的光亮，从口传笔录变《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批量复制，实现大众传媒质的飞跃。

这一次，苏轼的光亮，亮瞎了王安石的眼，也超越了宋神宗的宽容预期。《宋史》说，仁宗对苏轼青眼有加，“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

关键是，服膺圣道的苏轼，一生背负仁宗、神宗光环，笃信“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苏轼一生的造次与颠沛，皆源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