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3月份全国CPI上涨1.5%，环比持平。PPI同比上涨8.3%，环比上涨1.1%。央行发布，3月份M2余额24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7%，环比增长2.3%。结合当前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M1增速持续明显落后于M2的事实，对于CPI温和上涨1.5%的经济现象，社会上很多人士看不明白。

让CPI相对稳定的主要贡献在于猪肉。CPI包括了八个大类，其中食品大类的权重占比最高，为31.79%，而猪肉又在食品类别中权重最高，占比约为12.8%。由于春节前后，猪肉价格一路走低，维持了一季度全国居民生活消费物价的稳定。

我国的猪肉消费规模全球第一。近年消费的猪肉总量高达5000万吨左右，占全球消费量的50%左右。生猪存栏量约为4.5亿头左右，生猪年产量占全球的40%以上。猪肉消费还存在一个不明显的趋势，即人均消费缓慢下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人均猪肉消费量约18.2公斤，同比下降超10%。这种趋势将长期保持。在中国，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绕不开“猪肉经济学”。

猪周期是我国“猪肉经济学”的一个典型经济现象，即猪肉价格上涨，养殖业利润从负到正到超平均利润率，母猪补栏增加，猪肉供应增长，猪肉价格回落，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这个周期，一般是三年半左右一轮，今年以来，猪肉价格的持续走弱，出乎养殖业内的自我预估，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周期在缩短，另一方面原来判断的影响因素没有起到预计作用。

本轮周期中影响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散户赢得了与资本的博弈。首先，是环保的适度让位，散户养猪势力归来。去散养、集中规模化养猪的一刀切政策适度放松，生猪存栏数大幅回升，由于生猪的成长周期和盈利特点，大型养殖企业的猪肉市场话语权下降。其次，国内打压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极端逐利泛滥的恶行，资本的影响开始减少。再次，散户养殖理念发生变化，开始引用先进养殖技术和环保技术，增强市场竞争力。本轮周期中也还有其它一些预期因素没有起到作用，包括俄乌战争对粮价的影响预期，基本没有对猪饲料行情形成较大冲击，当年国内现货市场的玉米价格和去年同期对比，基本稳定。

猪肉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供给增加，需求减少。消费主力发生变化，是当前“猪肉经济学”中特殊的经济现象。80后90后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的价值观与60后70后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肉类消费多元化，新消费主力更倾向于高蛋白和优质蛋白。猪肉与市场上的海鲜、牛羊肉相比，品种、口感和营养上都无法竞争，甚至于优质鲜奶都可以挤占猪肉市场份额，新消费主力不排斥规模养殖鸡肉，这是以前生活消费品市场上没有过的新现象。其次，新消费主力对价格不敏感。这批消费者参加工作后，收入是以千元和万元计，这和60后的工资以十元计70后的工资以百元计的成长经历，有天壤之别。收入的增长，使得新消费主力对于猪肉的价格区间及价格周期性调整无感，消费价格敏感性减弱。再次，这批消费者是独生子女一代，家庭环境中缺乏竞争意识，在消费习惯上存在着非理性，也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假设，即消费都是理性的定义。所以，在猪肉市场上存在着消费者关注度和购买量的转移后，不能再度回归的新经济现象，猪肉需求总量不增反降。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情况尤为明显，以义乌猪肉市场为例，哪怕当下猪肉价格已经低于2020年疫情前的肉价，全市猪肉市场销量也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二略强，这和新消费势力抛弃猪肉有很大关系。

由于生猪市场和其他工业产品市场不一样，它的再生产周期比较长，从仔猪到成品猪需要七个月的时间，超过生长期，继续养殖就意味着亏损，只消耗饲料不增加肉量。所以在较长的时间内生猪供给量无法调整，总量固定，兼顾市场其它因素影响造成的波动和淘汰母猪缩减存栏的时差，这个时间约在一年。如果没有猪的疫病等因素影响，即便下半年猪肉价格上扬，幅度依然有限，也就是说，年底之前猪肉价格大概率会维持较低水平。以4月13日数据为例，金华的玉米价格为2451元/吨，白条肉为14.2元/公斤，金华市的猪粮比约在5.8左右，留给猪粮比上扬的空间还很大。

虽然现在猪肉总量在扩大再生产的区间，但是猪肉市场也具备涨价的多种可能条件。首先是通胀压力，M2的溢出，房地产市场吸金器的失能，通胀的可能性无处不在。如果粮价出现波动，或者资本染指生活消费品端即控制猪肉供给数量，猪肉价格就会应声而涨。其次是疫情影响造成失业率上升，中下阶层收入减少，行政事业单位在规范奖金津补贴名义下的降薪，造成购买力的下降，这种收入的减少理论上会造成各个需求层次的商品的有效需求普遍下降。在一段时间后，人们将集中性选择放弃较高需求层次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把有限的收入优先满足较低需求层次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放弃较贵的肉类和优质蛋白类商品，转而购买猪肉，造成需求的扩张。如果供求关系发生逆转，2020年的猪肉暴涨历史就会再度生演。

解决猪肉价格脱离市场理性再度暴涨的问题，需要政府有效干预进行跨周期调节，调整市场自身无效行为，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工具选择。财政工具，根据《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收储和投放冻肉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当重点关注生猪产业链全链税收政策的灵活调整和模板应用，包括饲料加工的税收减免。金融工具，长周期低利率的农业发展政策性资金投放要持续发力猪肉生产各环节。国资工具，在猪肉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组合使用国资手段，发挥垄断优势，降低包括电价、油价、气价在内的生活资料价格，提升相对固定的居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国资工具的使用，在我国经济学上还是空白，而使用国资工具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过低的猪肉价格并不符合全民利益，低价格会严重挫伤规模养殖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尤其是为了平抑市场价格，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规模养殖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义务，繁殖母猪，提供仔猪，在当期生猪价格高企的情况下，放弃部分利润，而在进入良性通道后，规模养殖企业又会因为前期仔猪价格偏高的原因，二度承受散户冲击带来的亏损。如何平衡生猪市场，如何兼顾规模养殖和存栏总数，如何抑制规模养殖的绑架能力和激发规模养殖的积极性，是对各级政府智慧的考验。

作为财经工作者，只有全面了解“猪肉经济学”，才能真正懂得民生经济、产业经济和三次产业的联动机制。资政建言，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提供方向和更多建设性意见，当从“猪肉经济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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