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呼声日趋高涨。1927年，经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倡议，翌年8月27日，美、英、法、德及其他11个国家在巴黎缔结了一份非战公约：《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这一非战条约宣布战争非法化，其要点就是条约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日本也是一个签约国，却没有践诺，悍然大举进攻中国东北，之后与德国、意大利一起列为二战祸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拉开了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日本社会民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等团体公然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交给（日本）工人、农民”。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呼吁：“君民如一，劳资一家”，掀起排外浪潮。有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劳农阶级更是走上了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华战争的道路。以日本工人为主体的“产业报国会”从1938年成立时的1022个支部30万人，发展到1940年在7万多个工矿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竟达418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各界都被空前动员起来。

日本无视非战公约，发动侵华战争，竟然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据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披露：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三天，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就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称：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为。而事变后，作为关东军头号辩护人，币原则向西方辩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11月23日，币原在致美联社的声明中，竟然将挑起事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宣称：“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界和军界旨在不损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竭力撇清与裕仁天皇的关系，谎称战事只是关东军“自行其是”。《真相》一书以大量事实证明了裕仁天皇不只是默认了这一行动，还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的空袭（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

众所周知，当年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受到毁灭性打击，无奈无条件投降。迄今，日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受原子弹重创的国家。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的诏书中依然强调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只字未提。而不计其数的日本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以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对华战争已成为全体日本人共同关注的一个政治内容而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中。日本并没有像同样在二战中负有历史罪责的德国那般认罪忏悔，并把它作为全民反省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共同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集体行动”。

日本战败后，当年10月，东久迩内阁辞职，裕仁天皇任命币原喜重郎组阁。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再次重申：“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对美英的突袭都是出于“自卫”，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始对中国的侵略和1940年始对东南亚入侵的铁一般的史实置之不顾。这份充满谎言的政策文件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

战后，无论是军国主义者的不断叫嚣，还是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抑或是安倍晋三讳言“加害责任”以及屡屡修改侵华历史，其实，这一魅影早在日本刚刚战败时就已在废墟上四处游荡了，画皮还没有被彻底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