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五，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七十寿辰，赐寿仪式在天津总督府衙门西苑门隆重举行。太后、光绪分别御赐匾额、对联及礼品，“御赐物品用22乘大轿抬着徐徐跟进”，文武百官送的寿礼就更多了。宾客云集，寿宴只好分三处摆设。庆典“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创下了清王朝之最”（现代出版社，十年砍柴《家国与世情》）。李中堂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光时刻。

李鸿章能享如此荣耀，乃因他为帝国“中兴”立下汗马功劳。创建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领导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等等。然而，这些“丰功伟绩”，窃以为多是些“易碎品”，因为里面太乏现代文明元素，故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永恒。镇压农民起义，结果是让这个腐朽王朝多活了些年。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理论，充满落后、顽固和愚昧。李鸿章晚年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他把清王朝比作“破屋”，把自己比作“裱糊匠”，只是“东补西贴”而已（广西师大出版社，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153页，以下相同只注页数）。这都是大实话，肺腑之言。不过，“裱糊匠”的模式和形象，是不可能作为政治遗产留给后世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因此，李鸿章享受和自豪的那个高光时刻，从对文明贡献的角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无非是朝廷满足了一个老臣或老奴的世俗荣誉感或虚荣心罢了。

打脸来得太快了。两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被“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也意味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战争把朝野打懵了，也打醒了，至此国人方知大清国是何等的虚弱、腐朽和不堪。次年老李硬着头皮赴日谈判，被逼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回国后的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更有漫画家把他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严惩他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慈禧和光绪案头（144页），他成了“国人皆曰应杀”的“卖国贼”。1958年，位于合肥东郊大兴集的李鸿章墓，因办厂用地，其遗骸被人从墓里挖出，“尸骨未腐，面色安详”。人们用绳子拴着他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同时享受此“待遇”的，还有他的夫人赵小莲（215页）。此事何以能发生？“大气候”无疑是主因，但墓主“卖国贼”的身份，也给这些刨坟者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又与英、美、俄等11国在北京签下了更为屈辱的《辛丑条约》，两个月后吐血而亡，终年78岁。条约签订后，慈禧得以结束在西安的流浪。这天庞大的回銮车队到达河南辉县，太后得知李中堂已死，遂流下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200页）。可见与其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倒不如说他是慈禧的挡箭牌和背锅侠，他对老佛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去世没几天，梁启超大著《李鸿章传》横空出世。书中说：“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很显然，后两点限制了李鸿章的思维、气度和格局，使他不可能成为同时代的郭嵩焘，更不可能成为之后的谭嗣同，只能成为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他是个悲剧人物，悲剧也告诉天下的政治家和仁人志士，“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否则，眼前的高光，或成身后的晦暗乃至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