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在这篇刊于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的《旅行杂记》，朱自清展现一段猎奇之旅。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殷勤的招待》写上海车站两位特派招待员接洽，第二部分《躬逢其盛》写政客莅临与军警护驾，这位散文家以辛辣笔墨极尽揶揄。身为上虞春晖中学国文教员，朱自清在国语教学组旁听社员辩论学校国文课采用“她”字的提案，便写下第三部分《第三人称》。“在讨论时，很有几位英雄，舌本翻澜，妙绪环涌，使得我茅塞顿开，摇头佩服。这不可以不记。”

带着观喜剧的心态与会，满眼便为一幕幕闹剧。

中华教育改进社绝非清谈馆，在朱自清参加的第三届年会还举办国内史上首次全方位展示教育发展的全国性展览。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赞誉该社“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

经五四运动洗礼，新青年呼唤新教育。然“今之所谓新教育者”“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入万花争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瞀，诚令人昏迷颠倒，莫知所始从也。”在1919年第一卷第四期《新教育》，教育家姜琦写道：“新教育之对于旧教育，非破坏的，乃改造的。”

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由此宣告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蔡元培、黄炎培等九位贤达出任董事。至今适逢百年。在首任主任干事陶行知心中，创建之日乃“中国教育界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

回眸历史，最可乐观实为其普及教育之壮举。

在1923年8月26日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诞生。力邀各省代表共同见证这一盛况的是一位女性——朱其慧。这位被袁世凯盛赞为“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具备”的名媛亲任董事长，聘陶行知为董事部执行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

身为袁世凯政权“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力促其夫君担纲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之职，并创设女子教育委员会。在社务报告中，陶行知赞誉朱其慧“热心办事，踊跃助捐”。1922年社费实收21000大洋，朱其慧一人独捐5000大洋，且为发展女子教育专用。

朱其慧虽“为缠足妇女，……登台演讲历数小时不倦，与会者……对之莫不钦敬”（晏阳初语）。她奔赴各地考察，激励大众学习，谋划办校方略，“识字运动可谓盛极一时”。她“目睹成千百男女老少的平民，都变为不瞎、不聋、能读、能写的学生，即发下宏愿，誓为平民教育事业终其晚年”（晏阳初语）。

该会对当时整个中国扫盲运动的示范效应尤其体现于教材。自主编写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引发洛阳纸贵。千字课共4册，每册24课，每日（周日休息）授课1小时，每小时授1课，每月1册，4个月即可卒业。熊希龄曾吟诗赞誉爱妻：“平民广教育，千字医文瞍。普度及众生，其泽弥宇宙。”

因抵制袁世凯复辟，不忍目睹国事日非，熊希龄1916年归隐山林。朱其慧亦忿然抗旨，严拒袁世凯任命其“为宫中女官长”。翌年，顺直洪水滔天，淹没103个县，635万灾民流离失所，弃儿哀鸿遍野。为收养难童，朱其慧力荐身为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会长的丈夫熊希龄开办慈幼局。1917年11月20日，慈幼局在北京郑王府和府右街培根女学校分设男女校址。夫妇俩经由总统徐世昌，力促逊清皇室内务府拨付闲置的行宫香山静宜园。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今北京市立新学校）正式成立，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为宗旨，奉“勤、谦、俭、恕、仁、毅、公、平”为校训。

1931年8月25日，这位“中国平民教育之母”突发脑溢血离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设景慧堂，“并在实验地区设景慧学校，永留纪念”（晏阳初语）。熊希龄悲恸欲绝，毅然捐出全部家财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下属慈善教育公益机构均冠以“昭慧”二字。“昭者，吾母吴太夫人之讳也；慧者，吾妻熊夫人之讳也。”设基金社以永续亡妻未尽之志。何为未尽之志？《祭朱其慧夫人文》便是答案：“平民教育，尚未完成，慈校经费，尚未增盈，此皆君之所眷眷，无时不居转于心灵。”

女性之慧，既可显现于相夫教子，亦可勃发于济世拯民。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百年前的这个她，穷毕生之力诠释一个“慧”字，以还神州平民小康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