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之“文人相轻”，总体看已全面地、创造性地超越了古代、近代和现代。

一曰“文人”的内涵外延更低劣混杂了。当今文人，远非当年鲁迅“相轻”的堪为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之文人，更非古之“文德之人”，很多竟是“无德之人”：不仅“心灵鸡汤”专业户有其席，一些附庸风雅官员和几分铜臭商人也常言“厕身其间”，连某些“良知缺货，见风使舵；得过且过，舔菊快乐；天生缺钙，站不起来；骨头全无，刀来伸脖；德无底线，品行最烂”的人渣儿也声声“忝列”，像是几分谦逊，却干些蝇营狗苟营生。如此一来，很有些“文人”及其组织，简直可与夜总会媲美了。

二曰“相轻”对象与范围更宽泛了。早期嵇康所言“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的学术争论、文学批评早已另辟蹊径并独立门户。古代“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相轻”，到了现代则扩展至“以其所短，轻人所短”以及“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但还都是“仅限于制作的范围”，包括内容、体裁、风格、写作技巧等。而自新文化运动始，“相轻”对象开始超出“制作的范围”，扩及攻击人品、私生活、形体、籍贯等方面。鲁迅在与梁实秋“相轻”中，称梁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把“相轻”扩展到了政治层面；在与郭沫若“相轻”中，抨击郭的人品和私生活，并留下了那句骂之经典。在与顾颉刚的论战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然而，今天看来，这些统归“小儿科”。

三曰“相轻”的手段更低级下作了。现代已有的“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人格侮辱、人身攻击手段实在不够狠也不够用。放眼当代：造谣、诽谤、诬陷、告密、打小报告、抓小辫子、扣帽子等手段都派上用场。随着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发展，“文人相轻”出现了由文之相争到“问候家人”、由两人“相轻”发展为群体“相轻”以及群骂骂群等新特点。

四曰“相轻”缘由更多更复杂了。曹丕《典论·论文》开篇即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真也是奇了，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也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至于“相轻”缘由，愚以为首先是文人都是遵从内心写作的，性情上都敏感挑剔，文章作品又都是性灵之作，有很大主观性和自恋性，难容别人批评和说三道四。其次是文章没有数学几何、物理化学那样有精确答案，也不同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那样有严格考试标准，又不能用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八股四比”固定套路和标准部件把文章框死，而谁也不能写得尽善尽美，总有问题瑕疵被人抓住进而被轻视，这也正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道理所在。事理本当如此，可进入当代，有关组织又非评这奖那奖，评个状元榜眼探花抑或甲乙丙丁一二三等，尤其“政治因素”加入评比，也让一些人愈加不服。加之后面谈的“三观”差异，合成为当代“文人相轻”推波助澜的新生动力和较之古代、近代、现代的最大不同。第三是钱钟书先生所持之论：“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第四是嫉妒心理。有人以“嫉近不嫉远，嫉今不嫉古，嫉高不嫉低，嫉内不嫉外”概括。所以生嫉，原因有四：一因实力相当，若实力悬殊，则不会生嫉；二因心高气盛，若甘于平庸，则免生嫉妒；三因相互知底，若素昧平生，也不易招嫉；四因被嫉妒者木秀于林，若表现平平，则无人嫉妒。第五是“三观”差异。上述“五缘由”相互作用，使得“文人相轻”愈加复杂化。

“相轻”缘由不去，则“相轻”不消。尽管有人以“文人相亲”撮合，终归徒劳。

（注：引文《鲁迅全集》为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该版以1938年版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