逶迤连绵的伏龙山脉，横亘在浙江中部。山脉中有条蜿蜒的古道。岭口古道旁有口塘，一面流向义乌，一面流向浦江，名分水塘，旁依的小山村，就叫分水塘村。

地处偏远的山村，静谧，安详。1920年初春的一日，有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提只箱子从这条古道上回到村子。他仿佛负有某种使命，到家就与母亲打扫整理柴房，用两条长板凳架起门板，将从杭州带回的书籍、资料庄重地放置在上面，然后备了笔墨砚台、煤油灯。他夜晚在门板上铺就被褥睡觉，白天以门板为桌，翻阅书籍，进入书写的境界。

他时而提笔直书，时而扶依柴门仰望蓝天。这时，早春的鲜花绽放在山野，院落里杏花盛开。山乡的景色很美，可这纷乱落后的社会需要变革。他是肩负变革的使命回归故里的。他要在这间简陋的柴房尽快译出《共产党宣言》。翻译的过程，是他学习、理解这部经典著作的过程，也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过程。他译着译着，有种崇高的神圣感在心底涌动，《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道路，不正是我陈望道所期望的正道嘛！

陈望道出生于1891年冬，6岁时白天念私塾，晚上跟父亲习武，后入义乌绣湖书社和金华府中学堂就学，怀揣“教育救国”思想，又向往“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赴杭州、上海补习英语，于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接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人生的道路，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学成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主要从事国文教育和教育的改革，因改革引发轰动一时的“一师风潮”。陈望道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这时期，中华大地上涌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两位与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张闻天等，在各自的撰文中已经摘译、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片段，但一直没有一部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翻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想连载《共产党宣言》，相关人士商讨时认为翻译《宣言》至少具备：一是相对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精通一两门外语；三是有深厚的汉语言文学素养。在物色人选时，同盟会元老邵力子推荐陈望道，认为他是不二人选。

“一师风潮”后被排斥的陈望道，接到了邵力子的信和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陈独秀离京返沪时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李大钊处借得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仿佛是黑夜里见到了光明，他的心胸忽地亮堂起来，便匆匆收拾了行装，返回阔别数年的家乡。

春寒料峭，柴房四壁清冷。陈望道依然穿着长衫扒在门板上翻阅日文版《宣言》，又与英文版对照，为译几句恰当、精准的汉语白话文，不时起座，在房里踱来踱去，当推敲出得意的言语，心绪顿时像山花那样绽放，像分水塘的水波那样荡漾开来。

为尽快译出这部经典著作，陈望道夜以继日。小脚的母亲看他废寝忘食的模样，除一日三餐外，还不时给他配点点心。有一天，母亲端来一只粽子和一小碗红糖水，吩咐他蘸着吃。过了一会儿，她在门口问粽子吃了没有，陈望道回答说吃了，很甜很甜！待母亲进门，看他满嘴黑乎乎的模样，又心疼又好气。原来粽子蘸的是墨汁。母亲数落他几句，儿子却呵呵地笑了。

寒春的深夜，柴房油灯昏暗，跳动的火苗，在陈望道心目中，闪烁的是无限的光明，点燃的是热切的期盼。在缺少资料与工具书的境况下，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于四月下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恰在此时，陈望道收到一份电报，《星期评论》杂志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带上译稿到达上海。

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勒令停刊。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寒冬后的春雷，在中华大地上滚动。这个中译本的出版，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如今的分水塘，青山葱翠环绕，塘水清澈长流。村庄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陈望道故居，依旧古朴、庄重地屹立在村里，柴房里的门板、油灯、墨汁、红糖水、油伞、柴堆……还原如初，故居内陈列的陈望道生平事迹介绍，图文并茂。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的人流，络绎不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镶嵌在巨幅鲜红的党旗上，也镶嵌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