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庆平

人民文学奖、上海市40年优秀小说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得主俞天白的最新作品《金银坞》，是一部以义乌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义乌是改革开放的乡村典型，小说关注到浙江义乌地区传统的制糖业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服装制造、小商品制造业，既有地域特色，又包含改革开放以来气象万千的人生经历。人物命运都与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个体命运中展示的是大时代的变革。

寓言，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它所寄寓的道理大多带有劝诫性质，所借用的故事有时候也不避怪诞，让人通过这个故事明白一个道理，或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或直指哲理内涵。

俞天白的长篇小说《金银坞》，打上了明显的寓言烙印。他的故事是非虚构的，完全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不想劝诫你，让你明白什么道理；他只是在试图解说，每个人的一切活动（当然包括商业活动），都受从小就熏染的文化影响。这个文化，有来自国家的大文化（传统文化），也有来自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而且，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可以深入到人的每一个细胞。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文化是渗透在生活中无以数计的细节，是驱动心灵运作的血液，是以社会为土壤的离离草，她们无时不在等待展示其魅力的天时。”

作者借用寓言的灵魂，而不是外壳，来阐述他对文化的理解，对义乌这个“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理解。“义商”，和陕商、晋商、徽商一样，蕴含了“儒商”的所有内涵，但又以其鲜明的地域性、包容性，周旋于经济领域，独立于其他商帮。因为它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作为基础，作者把这个文化浓缩为贯穿整部长篇的《换糖经》（出现了65次之多），作为他所理解的地域文化的意象符号。它沉淀在小说的底部，时不时冒出头来提醒一下：我才是这个小说的“灵魂”。

《换糖经》是“何方神圣”，能让主人翁楼循波一辈子牵肠挂肚？其实，它只是爷爷写在毛边纸上的一篇鸡毛换糖的草稿心得：

……拨浪鼓者，宣示诚信之具也。腹空而声清，坦荡之胸襟，恰如童稚之纯真，闻者如见其无尘无浊无欺无诈之心。其始于秦汉，盛于宋元，诚信之义，得之于县境内东乡王姓财主与何姓之小货郎……

“敲糖换鸡毛”之“换”者，易义也，求义而不弃利之谓也。盖以糖之贵重，羽毛之轻贱，本非同类相比，其交易也，于已以重易轻，于人以轻易重，然各有所需，求义而不弃利……

敲糖帮之义，首见于行规……

易义之所示者，商德也……乡谚谓之出六归四……其实也……成败皆以轻易重，以贱易贵，以小博大，化短为长，扭亏为盈，点石成金。“换”字之神，尽在“义”中。熟读《换糖经》，庶乎近焉。

这不是深奥的“天书”，它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和义乌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结晶。它试图在阐释做人的道理，解释义与利、大和小、轻与重、盈与亏的关系，以及在生活中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面对极度的饥饿，面对贫穷，小说主人翁楼循波想到了是母亲教育他的“门对门、碗对碗、篮对篮”的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相互扶持的互助精神。谁家碰上了困难，必竭诚相助。这就是爷爷《换糖经》里说的“义”，讲义气。义乌的“义”，义商的“义”。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

面对养蜂人到自己家空地上放养蜂箱，楼循波想到了如果要想自己过得好，必须要做到“舍得”，如果做不到“舍”，邻居群起而攻之，那自己也就没有“得”。这就是爷爷《换糖经》里说的“道”。

在鸡毛换糖的过程中，楼循波不但体会了爷爷在《换糖经》中描写的“吸春风之温润，经夏日之酷热，承秋霜之萧索，受冬雪之凌厉”“君子之德，尽在其中”之类的酸甜苦辣，也悟出了义乌民谚“出六进四”的深刻内涵。“出六进四”虽然讲的是人际间的交往，但用在商业上，“自己赚四分，客人赚六分”，这样的生意不是更能做久做大吗？于是，他想到了让当地有威望的村支书做“代收购”。

……

到邻村创办村办企业，一无所有，他从爷爷的《换糖经》里汲取营养，以“轻”易“重”，以“小”博“大”，借别人的资金、品牌，壮大自己的企业，化腐朽为神奇。这种点“轻”成“重”之道，包含的是对人的信任与尊重，对天地的敬畏，展示的是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也就是爷爷《换糖经》里最后几句话：“以轻易重，以贱易贵，以小博大，化短为长，点石成金！”

“客人是条龙，不来就要穷”之类的义乌民谚，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商品时代的产物，它展示的是义乌地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实践于商品经济时代，商海即人海，这一地域文化获得了极大的认同，造就了世界最大的超市。

“宁可做蚀，不可做绝”的民谚，体现的不就是《换糖经》的结尾中说的“亏即盈也”“化亏为盈”的辩证关系吗？

……

在每一个面临转折的重要关头，爷爷的《换糖经》都会像“幽灵”一样涌入楼循波的脑中。《换糖经》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为楼循波指点迷津的明灯，也是他商场作战的“圣经”，是义乌人勇闯天下的“商魂”。

因此，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无论故事情节怎样跌宕起伏，小说的两条主线一直并轨而行，时而交合，时而分开，朝着同一个方向相向而行。作者汲取了寓言的营养，在此与彼、表和里的关系上，表面上偏重于彼，实际上偏侧于里，即故事情节明确地承担着阐释内在意蕴的任务。从这一层面上说，寓言的“营养”一旦被小说吸收，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力：撇开故事的外壳，深刻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使人们获得一种智慧的领悟和观念的传授。这个双轨结构，既与内层意蕴相表里，又使外层故事显得意味深长。这个结构，它充裕、丰盈着沉淀在我们体内的深层意蕴，让我们得到一种幡然顿悟的满足感。

意大利电影艺术家柴伐蒂尼在《对电影艺术的几点看法》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艺术家的任务，是要在未经渲染的记性事实里，发掘出深藏在里面的有价值的东西——人情的、道理的、社会的、经济的、艺术的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时间跨度超过70年，篇幅达到30多万字的长篇，如果只是单纯的观念传达，不以审美感觉把握艺术形象与自然形态、社会形态，那就会走入纯寓言、小小说的创作逻辑，这绝非一个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所为。作者提取丰富的人生经验与记忆，记录当地的方言土语（山里虬、山坑水跌出去等），大量的铺陈和描写跨越半个世纪的地域风情、民俗文化，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形象以及随着时代演进而变化的思想观念，传达出尽可能多的内涵，描绘了一幅超越70年的义乌发展“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