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佛堂古镇浮桥头，在改造旧房过程中，挖出了三方石碑，两方为《严禁谕碑》，一方为《万善桥碑》。有关万善浮桥的资料，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很少，在清嘉庆《义乌县志》中，载有乾隆年间义乌知县杨春畅的《万善桥记》，记述的是万善桥的建筑始末，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有关万善桥的历史资料就很少了。根据古代的记事勒碑方范，《万善桥记》也应立碑，但是世事沧桑，碑毁或湮没都有可能，苦于没有发现，只好揣测了。这次发现的三方石碑，十分难得，它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万善桥头的一些故事，也是岁月流变留下的一段尘封往事吧。

《严禁谕碑》两方，其文字内容大同小异。碑身青石打造，已残缺，文字漫漶。一方稍好，经义乌博物馆工作人员清洗摹拓，字迹尚清，除少数几个字不能清辨之外，大体可认。经笔者晰辨，两碑对照，一碑的文字如下：

严禁谕碑

署金华府义乌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程

为究：事据金邑生员杨企周具禀，王千英等在埠头硬抽私税，剥勒穷民等情到县。据此除期时谕外，合行勒碑示禁，为此示佈，该应保甲里户市民，嗣后倘有前项棍徒，在于浮桥埠头私抽税户勒诈，许即扭拿赴县，以凭尽法究处，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永禁碑。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日给

一碑保存尚完好，只是断了碑底座部分，文字基本可认。二碑残缺较大，碑头已不存，且字漫泐，经两碑相互对照，大同小异，其内容一致。有7个地方稍有变动。一是“在埠头”与“在浮桥埠头”，后碑多“浮桥”两字。二是“硬抽私税”与“处抽私税”。三是“除期时谕外”与“除期拘究外”，后碑为“拘究”。四是“合行勒碑示禁”与“合行示禁”，后碑少“勒碑”两字。五是“里户市民”与“里户人等”。六是“税户勒诈”与“勒诈穷民者”。七是“永禁碑”与“永示禁”。再者后碑落款处多“右知，勒浮桥头时谕”数字。

据其碑文字体分析，当为地方匠人所刻，在书法上无多大意义，属普通刻石。为何两碑会在一起发现，估计当时应立在江北江南的浮桥头，各立一处，后不知何原因江北之碑移到了江南一起被当作垫基石埋在地底了。据2017年重建万善浮桥工程动工时，在江北桥头往内十米余堪挖桥基，被洪水冲击后露出过江北码头的红石垒成梯级步墎，码头造型漂亮，呈U型。根据发现时的堆积层判断，码头应是清乾隆时期所建。可惜因毁于水未能得到保护。两碑有一块立江北码头是有可能的。

考文字内容大扺可知：自万善桥建成以来，有地痞恶棍王千（子）英等在浮桥头强行向贫弱百姓或客商巧取豪夺抽私税，有当地绅士杨企周者为解民怨向义乌知县据事禀告，知县程遂决定对王千（子）英等人按法处究后，告谕民众并在浮桥头刻石立碑，对今后尚有抽私税者绳之以法，决不轻饶。此碑一立，百姓客商欢欣鼓舞，从此后万善桥两岸通走自由，来往无阻，百姓平安，佛镇更加繁荣。

此碑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冬，离万善桥建成通桥已二十二年。期间正值乾嘉盛世，佛堂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很快，佛堂物阜民丰，商埠兴盛，依仗万善桥和埠头的交通便利，市镇发展很快，被誉为“小兰溪”，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商埠之一。

据碑查核考证，王千（子）英其人已无从查考。当时义乌知县应为程嘉缵，于乾隆四十七年署义乌知县，四十八年离任。安徽徽州府绩溪县人，监生。

杨企周：据《金华龙山杨氏宗谱》载：杨镇纭，字企周，官讳文琩。傅村杨家人，邑庠生。乾隆庚辰（1760年）秋，见金义之津要渡佛堂，民苦病涉，甚是痛心，恰逢吴周士等倡建浮梁，遂捐资三百两以建，于乾隆辛巳（1761年）冬竣工。乌伤侯杨春畅表于记。乾隆庚子（1780年），二十年后，万善桥漂毁于洪水，杨又义捐银四百两，助肥田五石二斗，以资管工及修缮不缺。清乾隆丁卯（1747年）科举人楼锡望，义邑西乡人，也在《文学杨企周公传》中记其事。“后以桥埠近市，奸猾征税。公又请勒石碑永禁之。其信而可征。”从建桥起始到嘉庆年间重修，为万善浮桥的修缮管理倾注了极大心血。嘉庆乙亥（1815年）邑俟诸自谷赏其匾曰：泽被稠川。

此次发现的第三方碑保存完好，用绿石刻勒，碑体长约两米，宽约六十厘米。文字漂亮，碑首横书“万善桥碑”四字，碑右竖刻“重修万善浮桥捐钱芳名开列于后”，碑左竖刻“龙飞大清同治丁卯年季冬月立”，中竖刻近二百余人的捐款人名和数量，与如今许多寺庙不记事由，只留芳名碑石相同。碑刻立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月。

万善浮桥自1760年建成通桥以来，至1871年，已有一百一十一年，期间浮桥因洪水漂毁和船腐漏等原因有过几次大修，但都未有立碑留记，唯同治十年大修刻碑立石。从碑文名字和捐款数量来看，万善桥名副其实，行善资捐者众，皆民也。列前首者，也为佛堂地方有名望之富绅豪士。中有丁义我、丁成利、王必进、沈太和等。如王必进（1806-1872年），为义乌凤林蒲潭王氏后裔，一家数代在佛堂经商发家，五代同堂，一百多人口同锅吃饭，是佛堂镇的一大儒商，著名的古建筑“利记”就是他创建的。沈太和也是佛堂街上著名的一家药铺老板。等等。

王春平 文/摄